为了改变上述状况,掌控朝廷大政的贾似道铤而走险,以半生功业为赌注,自以为有了皇帝的充分信任就够了,不顾各方利益集团阻挠,强力推行抑制土地兼并、增加财税收入的“公田法”和整顿军队财务、约束不法将领的“打算法”。结果他低估了各级官吏的扭曲能力,执行过程中侵害了小民利益,逼反了重要武将,违背了改革初衷,导致国事更加不可收拾,也导致鲁港之战一触即溃,多名将领临阵投敌,他自己也身败名裂。 都城沦陷,恭帝以及太皇太后、太后等皇室成员被俘北上。即使端宗火线即位,其实也已无力回天。各地守将纷纷投降,郡守县令争相弃官逃亡,特别是附近的建宁、泉州、福州守将先后叛降。就在这种背景下,元军派来的招降使者多次到兴化劝降,都被陈文龙焚书斩杀。他对劝降者说:“你们不过是怕死罢了,殊不知,谁能一生不死呢?!”他还在城头竖起“生为宋臣,死为宋鬼”的大旗,以表明心迹、激励士气。史载,他派手下大将林华到边境侦察,林华很快投降了,而且引导元军来到城下。通判曹澄孙开城投降,把陈文龙一家人抓到元军军营。 被俘后,他依然认死理,打定主意以死殉国。元将唆都看他不识时务,转而改打亲情牌,试图以“母老子幼”来动摇他的斗志。将心比心,生命诚可贵,老母幼子诚可怜,可他慷慨作答:“我家世受国恩,万万无降理。母老且死,先皇三子岐分南北,我子何足关念。” (《弘治兴化府志·陈文龙传》)他的《复元将唆都书》千古传颂,迄今仍为大学课文。 陈文龙殉国之后,母亲如何了呢?史载,陈母被监于福州尼寺,病重无药,旁人无不落泪,陈母道:“吾与吾儿同死,又何恨哉?”亦病逝。众人感叹道:“有是母,宜有是儿。”将陈母收葬。 读书至此,不禁倍感沉重,似有一曲《崖山哀》,响彻心海,萦绕不去。 人道是,“崖山之后无中国”。到了21世纪的今天,回头再审视七百多年前的这段历史,是否可以有不同的答案了呢?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的视角告诉我们,古时,世界上民族的数量比今天多得多,只是每个民族的人口数比现在少,疆域也比现在小罢了;后来,随着一次次血流漂杵的战争、奴役、屠杀、武力征服,或者一次次没有硝烟的文化融合、血脉融合(通婚),许多民族都消失了。有的被屠戮殆尽,有的彻底融入另一个民族中,有的则与其它民族共同融合为一个新的族群,就像两晋唐宋以来中原汉族难民逃避战乱进入东南沿海山区之后与当地的畲族等土着民族完全融合为一个新的民系“客家人”一样。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融合统一是人类发展的大势所趋,陈文龙他们何必殊死抵抗?大丈夫能屈能伸,何不“识时务”“顺天时”,放下武器,低下头颅,保全自己的生命,更保全老母幼子,避免后来落得与两子三女以及母、妻等一家人统统被俘的命运?问苍天,“大厦真非一木支”, “书生何不识天时”? 遍布闽台的“水部尚书庙”告诉我们:轻生死重大义,坚守忠义节烈之道,至死不渝——正是这种气概,震慑人心,气壮山河;正因有了许许多多如陈文龙般宁死不屈的抵抗者,起到了一定的吓阻作用,使得侵略者的成本大为上升,让扩张主义者不敢轻启战端,从而也就于无声中部分避免了些许生灵涂炭。此所谓浩然正气是也。 难怪,林则徐撰联歌颂他“一代忠贞垂史传”,说他与文天祥“隆名并峙”。难怪,陈文龙去世后与妈祖一样,被视为海上保护神。民间传说,某海上商船遭遇狂风巨浪、行将倾覆之际,有挂“水部尚书陈”旗帜的船相救,使商船逢凶化吉,平安抵达。人们遂奉陈文龙为“水部尚书”海神。明清两代,每三年科举后,皇帝都委派新科状元率领册封团赴琉球(今冲绳)、台湾册封当地官员。册封团在浩瀚大海上行船,为祈求平安,将陈文龙立于船中祭拜。而陈文龙“神灵显赫”,恪尽职守,每次都护佑使团平安,因而获得一次次加封。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是,清道光皇帝并非汉人,按理,对于陈文龙这种拼死抵抗北方蛮族、扞卫汉人利益而且拒不归降的人,未必会积极封赏,可事实上他却给陈文龙庙特别题赐“护国佑民”四字。这充分证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渴望有更多人能像文天祥、陈文龙那样,在风雨如磐、山河板荡之际挺立不屈,战天斗地,给无助的人以希望。 书生何不识天时?也许,陈文龙写给他二儿子的诀别诗,便是答案:“惟有丹衷天地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