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中部地区俗称闽中，莆田是闽中党组织的发源地。在大革命时期，莆田与福州、厦门并列为福建最早建立党团组织的3个地区。涵江原是莆田的商业重镇，今日涵江的北部山区曾是闽中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的火种在这深山密林中点燃，鲜艳的红旗在这崇山峻岭间飘扬。老区人民高举着革命的火把，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无数革命先烈在这里竖起一座座丰碑，留下一处处革命史迹。 莆田素有 “文献名邦” “海滨邹鲁”之美称，儒家传统文化氛围十分浓厚，八股制艺和尊孔读经几乎是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上世纪初，虽然有一批知识分子由西方教会输送到欧美留学或考入清政府官费留学东洋，但他们为数太少，而且根底里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学成归国后，虽也参加维新革命，但辛亥革命后又大多步入仕途。名为西学堂的文化课，仍然是用文言文向学生讲授。连当时莆田唯一的一张报纸——兴化《奋兴报》，也是文言文的。至于男女学生不能同校就学的禁例，就是西方教会办的学校也不敢冲破。 1919年 “五四运动” 的爆发，在莆田大地上掀起了一股提倡科学民主、废止尊孔读经和推广白话文及普通话的热潮。省立十中的《救国十人团倡议书》，要算是莆田第一张用白话文写的文告。1920年7月，莆田学生联合会又创办了莆田第一张白话文报纸——《莆田新报》，该报对帝国主义国家间的互相勾结、阴谋瓜分中国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媚敌行为，揭发、抨击不遗余力，获得群众支持。《奋兴报》也开辟了新诗歌园地，大量刊载新诗，各中小学把国文课改称国语课，教师授课逐渐改用白话文和普通话。 在这股汹涌澎湃的新文化大潮中，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也随着潮流传入莆田。许多中学也添置了一批反映新思潮的书籍和杂志，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 《新社会观》和《新青年》等革命书刊。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莆田一批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学生，开始在大学里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并先后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组织。如1921年考入新创办的厦门大学的莆田人陈国柱，就在学校的阅览室里开始阅读《湘江评论》 《中国工人》和《中国青年》等革命刊物。 到了1923年，厦门大学开设了社会学等专业课程，参加选修的学生就有施乃铸、陈国柱等同学。在社会学课程中，有一章专门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从而使陈国柱开始接受教育，并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施乃铸是1921年在上海由邵力子、李达介绍入党的早期共产党员，为了培养陈国柱走上革命道路，他有意识地向陈国柱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还赠送《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 《国家与革命》和《帝国主义论》等30多本马列主义书籍给他。为此，陈国柱寒假返乡时就把这批书籍带回莆田给青年学友阅读。 1924年夏季，厦门大学掀起反对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学潮，共产党员施乃铸等起了领导作用，并策动校教育科主任欧元怀（莆田人）等一部分厦大师生赴上海筹建大夏大学。同年9月，施乃铸在大夏大学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陈国柱被接纳为第一批团员。当时，莆田籍留沪的很多同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并且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如莆田的林嵩龄在上海大学加入青年团，涵江的黄苍麟在上海交大加入青年团。1925年，陈国柱、林嵩龄、黄苍麟等都由团员转为正式共产党员。这些莆田籍学生在外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加入党、团组织之后，经常把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书刊寄回莆田，或者在寒暑假时带回，供家乡的知识青年传阅，从而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莆田青年中的传播。 1925年，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这次事件在莆田学生和工人当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们用罢工、罢课、罢市等方式从道义上声援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斗争，并且进行义演、义卖和劝募等多方筹集资金汇往上海支援罢工斗争。通过这次爱国运动，莆田各中学出现许多学生自发组织的进步团体，如学术研究会、读书会、同志互助会等，参加进步团体的学生阅读革命书刊更加自觉和积极，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莆田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5年底，中央指示陈国柱回福建家乡后积极筹建党的基层组织，直接和上海党中央发生联系。他回到莆田之后，应聘到母校哲理中学高中部担任国文科老师。上任伊始，陈国柱就利用教学之便，向学生宣传反帝反军阀的爱国主义思想，并物色培养发展对象。同时，积极组织新读书社，介绍进步书籍，如《国家与革命》 《社会发展史》和《帝国主义论》等。同学们通阅读、学习、讨论，认识到唯有革命，驱逐帝国主义者，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打倒贪官污吏，掌握政权，才能把社会推进到社会主义的范畴，人民才可安居乐业。 经过一个多月的宣传教育，陈国柱在莆田哲理中学钟楼二楼宿舍内召集学生陈天章、陈兆芳、吴承斌、吴梦泽、陈德来等人开会，代表党组织宣布接收他们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2月，隶属中共中央的第一个支部——中共莆田县党团混合支部成立，陈国柱任支部书记。 不久，陈国柱赴广州参加大革命工作，莆田党团混合支部工作交给陈天章主持。同年6月，广州国民政府准备发动北伐战争，陈国柱由广州赴上海中央接转组织关系时，罗亦农介绍他到中共福州地委找陈兴钟接洽。陈到福州与组织接上关系后仍返回莆田哲理中学，以教员身分为掩护继续领导莆田的革命斗争。陈国柱在支部会议上介绍了广州的大革命形势和组织上派他回莆田的工作使命，决定把已经加入共青团组织的成员全部转为共产党员，正式成立中共莆田支部，由陈国柱任支部书记，陈天章为组织委员，陈德来为宣传委员。 与此同时，他还布置莆田籍党员利用星期日下乡向农民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革命思想，发动农民组织农会，进行反压迫斗争，在开展斗争的基础上物色发展对象，建立农村党支部。1926年7月，林嵩龄、黄苍麟也从上海毕业回莆，将组织关系转入中共莆田支部，协助陈国柱领导革命斗争。从当年10月至12月，北伐军进入莆田之前，莆田农村建立党支部的地方已有澳柄（支部书记陈蒲川）、夹漈（支部书记吴国霖）、山门（支部书记林凤池）、丰尾（支部书记林清汉）。北伐军入莆后，又有咸益女中（支部书记郭晓云）、郊下（支部书记林文樵）和上宫（属仙游县，支部书记林锦堂）3处建立了党支部。 同年12月下旬，北伐军光复省城福州后，中共福州地委通知陈国柱到省里商谈莆田组织问题。经福州地委负责人方尔灏、陈兴钟等与陈国柱共同商议，决定成立中共莆田特别区委，隶属中共福州地委，以便统一领导全县各基层党支部。同月，特别区委在莆田成立，机关设哲理中学钟楼内，陈国柱任书记，陈天章负责组织，林嵩龄负责宣传，吴梦泽负责农运，林清汉负责工运，陈兆芳负责兵运，陈德来负责青运，郭晓云负责妇运。 中共莆田特别区委的建立，使莆田地区党的组织机构不断完善，隶属关系得到理顺，从而使莆田地区党的组织和革命斗争得以健康发展，也为闽中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革命斗争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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