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福建兴化军人刘克庄因是南宋江湖诗派的领袖而着名,宋理宗称赞其“文名久着,史学尤精”,时人称他为“一代文宗”。 刘克庄(1187-1269年),小名镇,学名灼,字潜夫,号后村居士,兴化军莆田县城北后村(今属荔城区)人。“少有异质,日诵万言,为文立就”。 “幼颖异,出语惊人,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未尝起草,弱冠以词赋魁”。 他生书香门第,长官宦之家。刘氏家族显赫,人才辈出。正如《后村大全集》所云:“刘氏自两翁(刘夙、刘朔)起家,三世登科第者八人(刘夙、刘朔、刘弥正、刘起晦、刘起世、刘宬、刘希仁、刘希道),五入馆(刘夙、刘朔、刘弥正、刘克庄、刘希仁),一持橐(刘弥邵)。”
宦海沉浮
嘉定二年(1209年),后村以郊恩补将仕郎,调靖安簿。嘉定九年(1216年)春,他赴真州任录事参军。次年二月,被江淮制置使李珏召入幕僚。当时正是南宋王朝与金国两度签订和约,遭受屈辱,而蒙古贵族崛起于漠北,野心勃勃,企图攻金谋宋的年代。可是朝廷的统治者却昏庸透顶,士大夫多沉醉于西湖歌舞,偏安一隅。刘克庄初入仕途,但早怀报国之心,有从军立功壮志。因此,他指点关河,驰骋疆场,为帅司诸贤中的得力干员。 然而,权重谋疏的制帅李珏却没能采纳他“抽减极边戍兵,使屯攻边,以壮根本”的策略主张,贸然出击,致使金兵围困滁州,饮马长江,遭受重大损失。为此,他等滁州围解之后毅然辞幕归里,获准返回原籍“主南岳祠明道宫”。嘉定十二年(1219年)三月,刘克庄怀着报国无门的郁闷心情怅然离去。 多年以后,他仍为壮志未酬而耿耿与怀,每念及此尤感慨万千。正如他在《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中所写道:“同脉微如缕,问长缨何时入手,缚住戎主?”拳拳报国之心溢于言表。 宝庆元年(1225年),克庄以宣教郎知建阳县。在任职的3年间,他体恤民情,政绩优异,曾出现“司空讼少,吾民不识水旱” 的景象。然而,时值奸相史弥远把持朝政,培植亲信,罗织罪名排斥异己,大批贤臣志士有志难伸,甚至受到打击迫害。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宝庆三年(1227年)九月,史弥远党羽李知孝、梁成大和莫泽以刘克庄《落梅》诗中有“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之句,诬陷其诮诋权相史弥远,并“以谤讪摭其罪”。幸亏福建同乡、签书枢密院事郑清之的竭力辩释,谓文字不可罪人、明时不可杀士,才使他幸免于这场“文字狱”,但最终还是被罢官。这个未成立的冤案却在此后一再被重新提起,使刘克庄屡起屡废,仕途深受影响。 当建阳百姓得知刘县令要遣返乡籍时,扶老携幼涌上街头,送者达数里。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奸相史弥远病死,诗禁才解除。在家闲居的刘克庄高兴之余作了一首《病后访梅九绝》之一云:“梦得因桃却左迁,长源为柳忤当权。幸然不识桃并柳,却被梅花累十年。”以诗来表达自己因“咏梅获罪”的愤慨。 端平元年(1234年),理宗皇帝亲政,重新起用真德秀等一大批曾遭受贬斥的官员。九月,刘克庄因老师真德秀的推荐,被授以宗正簿北上京城临安为官,这是他第一次入朝。次年,刘克庄除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侍右郎官。 七月,在首次轮对中,面对皇上和满朝文武官员,他慷慨陈词:“服天下莫若公,今失之私;镇天下莫若重,今失之轻。”同时,就“苕川之复”济王竑招冤一案提出谏言。为此,刘克庄遭宰相魏了翁嫉恨,指使吴昌裔上疏弹劾,刘克庄再次被罢官,返回原籍主管玉局观,是年他已50岁了。 嘉熙元年(1237年)春,刘克庄重新起用,改知袁州。任上,他礼贤下士,宽以待民,颇有政声,深受当地百姓的拥护。“公在郡,一以崇风化、肃纲纪、防故家、礼名贤为先务,因宽得众,郡以最闻殿中”。可是仅数月,又被殿中侍御史蒋岘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弹劾,与邑人方大琮、王迈同日被罢官。 对于袁州革职,刘克庄愤愤不平。他在《一剪梅·袁州解即》写道:“陌上行人怪府公,还是诗穷,还是文穷。下车上马太匆匆,来是春风,去是秋风。”词人以自嘲的口气叙述袁州任上两袖清风,来去匆匆的经历,同时抒发自己仕途坎坷的无奈与不公。罢官离任,仕途遭挫,本是宦海浮沉中令人不快之事,何况刘克庄此次是第三次被罢黜。但他这首罢官之作却实在写得潇洒轻松。 嘉熙三年(1239年),刘克庄擢江西提举常平公事;同年改任广东提举常平公事。任职期间,他“一意访求民瘼,泽物洗冤,效广信贪守,黥南康黜胥皆有奥扰者,公论称快”。次年,他升任广东转运使兼市舶使。在粤两年时间,刘克庄“奉给例券,皆却不受。买田二百亩,以赡仕于南而以丧归者”。给那些身受不幸,经济陷入困境的清廉官员以一定的经济资助。为此,“南人刻石纪之”。然而没有想到,御史金渊以“清望自拟,恃才自炫”为由,诬陷其沽名钓誉,不久再遭罢黜。 淳佑六年(1246年)八月,理宗皇帝赏识他的才气,特赐同进士出身,除秘书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崇政殿说书、暂兼中书舍人。十一月,权相史嵩之请归祠服阙,也就是请求退休。理宗“御笔除职予祠,令克庄行词”。史嵩之从嘉熙三年(1239年)为相,前后8年,上蒙蔽君主,下抑塞群臣,奸权误国,实为大恶。 刘克庄曾经弹劾过其误国罪行,如今面对皇帝,依然刚正不阿,拒绝为史嵩之草制诰词。他在上疏中说:“嵩之有无父之罪四,无君之罪七,旧相致仕,合有诰词,今臣行嵩之之词,未知为褒为贬。”尽管皇上再三规劝,但克庄还是坚持到底,始终不为其作制。结果可想而知,殿中侍御史章琰以“不合奏审,直实欺君”为理由,上疏弹劾,刘克庄第五次被罢官。 淳佑十一年(1251年),刘克庄被召进京,先后任秘书监兼太常少卿,直学士院,兼崇政殿说书,史馆同修撰,起居舍人和侍讲。后来因为极力阻止史宇之担任工部侍郎,被御史“郑发疏褫职,寝新命,提举明道宫”。 景定元年(1260年),理宗重新起用刘克庄,历任秘书监,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直学士院,史馆同修撰,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权工部尚书兼侍讲。景定五年(1264年),刘克庄“除焕章阁学士,守本官致仕”。咸淳五年(1269年)正月二十九卒,年八十三,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文定。 一代文宗悲逝,百姓为之恸哭,不少士大夫和旧交不远千里临奠吊唁致哀。据史料记载,刘克庄卒后,“莆之士大夫皆挥泪以相吊,有方敛而往枕尸以哭者,有既殡而往拊棺以哭者,莫不尽哀。又数日,则泉南之南,闽北之北,吊唁往来,交驰于道。又数月,则四方交旧与凡得铭得序得跋得诗之友,不远千百里而来。力不能来,亦以书至,盖不知其几。皆曰:斯文无所宗主矣,吾侪无所质正矣,后进无所定价矣。茫茫宇宙,人物何限,其能擅一世盛名,自少至老,使言诗者宗焉,言文者宗焉,言四六者宗焉。虽前乎耆旧后乎秀杰之士,亦莫不退逊而推先,卒至见知于人主者,古今能几人哉!公虽得名得寿得禄,而爱公者犹以用公未尽为恨,是岂私所好耶!吁!若公者,可谓千载之士矣!” 由此可见,刘克庄在当时的巨大影响,也可看出其作为文化领袖的崇高地位。 尽管刘克庄一生官途坎坷、屡遭挫折,但这不仅磨炼他的思想和意志,而且开拓他诗词创作的广阔天地。他给后人留下传世之作《后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其中诗四千五百余首,词二百余阙,诗话四卷。
江湖诗派
“永嘉四灵”是指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年)永嘉地区的四位诗人:徐照,字灵晖;徐玑,字灵渊;赵师秀,字灵秀;翁卷,字灵舒。各人的字中都带有一个“灵”字。他们不满江西诗派的诗风,推重晚唐贾岛和姚合的诗体,且以五律为主要诗体。虽然诗歌内容以抒发个人情感、吟咏田园为主,很少反映现实社会, 但“四灵”的创作,为诗坛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受到同时代一大批江湖诗人的推崇和效法。江湖诗人以杭州书商陈起刻印《江湖集》诗集而得名。在他的周围,吸引了一批江湖诗人,进一步促进了江湖诗风的普及。而在江湖诗人不断扩展活动规模之时,更出现了一位领袖人物——刘克庄。 潜夫的诗初学晚唐,颇受“四灵”的影响,后倾向陆游,自成一家。在江湖诗人中,刘克庄不仅创作成就最高,而且还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创作理论。他喜欢指导青年,奖掖后进,因而受到许多人的追随。 同时,他又不满足于对“四灵”亦步亦趋,而是带动一批江湖诗人,开拓创作领域,使得江湖诗风不断得到深化。这样,以“四灵”为先驱,以陈起为声气联络,以刘克庄为领袖的江湖诗派,便正式以一个群体的面目出现,成为南宋中后期诗坛的重要力量。 江湖诗派是一个以江湖游士为主体的诗人群体。属于这一诗派的江湖游士,则是由下层知识分子构成的社会阶层。江湖诗派的出现既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据专家统计,“江湖诗派的成员,多达138人”。这样一大批诗人,是在宋代的政治、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文化思想发生较大变化的背景中产生出来的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在文化史上,也常被称为江湖游士或江湖谒客。江湖诗人因社会地位低下、有不少生活恶习、诗格纤狭卑陋而遭后人所不齿,刘克庄又是江湖中人,且是江湖诗派的领袖。 因为有这种因缘,所以人们的思维定势是:只要是江湖派诗人,其成就必定不高。其实,刘潜夫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够看出江湖诗派的局限,并以其理论对当时诗坛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有不少忧国爱民的作品传世。 同时,克庄有很多超越江湖派的地方。首先,他的社会地位远不是江湖派诗人所能比肩的,他祖上几代为官,他自己也是很早做地方官,后又长期做朝官,阅历丰富,见识会大不一样。其次,他没有江湖派中人那些诸如乞讨、投靠、要挟等生活恶习,这种不同取决于他与江湖派众人的社会地位之悬殊。 再次,他的诗歌风格无江湖诗恶习,在当时就以“建大将旗鼓语”着称。即使有缺陷,也是后人所言稍显粗豪,而非江湖之纤弱。第四,他的诗学思想中不少观点是有意针对江湖派诗人的弊端而发。至于他的作品种类之丰富、文学思想之全面、文坛领袖地位之长久更是一般江湖诗人所没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