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代福建兴化军（今莆田市），有一位杰出的史学大家。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几十年如一日，在家乡读书、教书和着书，走上一条与科举考试相反的自学成才的成功之路。他的代表作《通志》与唐代杜佑的《通典》、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必读之书，有“士不读三通，是为不通”的说法。他就是世称夹漈先生的郑樵。 郑樵（1104-1162），字渔仲，自称“莆阳田家子”，别号“溪西遗民”，兴化军兴化县广山村（今属莆田市涵江区白沙镇）人。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郑樵从小就对六经、诸子百家之学感兴趣。然而不幸的是，宣和元年（1119），他父亲从京师太学回故里，途中病逝于姑苏（今江苏苏州）。时年仅16岁的他急忙赶赴苏州护送其父灵柩回到莆田，葬于越王山。 从此以后，郑樵谢绝人事，不应科举，在越王山下搭了个茅屋，一边守墓，一边读书。后来，郑樵又在夹漈山中筑了3间草堂，这就是名闻遐迩的“夹漈草堂”。在这里，他励志自学，立下宏愿，要读尽天下古今之书，通百家之学。 夹漈山坐落在莆田的西北部，海拔750多米，峰峦叠嶂，树木葱茏，是读书的好地方。郑樵搭建的夹漈草堂就处在苍松翠竹和奇石中，置身其内，但见云天景色如画，有郑樵诗为证：“堂后青松百尺长，堂前流水日汤汤。西窗尽是农桑域，北牖无非花葛乡。罢去精神浑冉冉，看来几案尚穰穰。不知此物何时了，待看临流自在狂。” 在这环境幽静的夹漈山上，与郑樵一起读书的还有他的堂兄郑厚，兄弟俩志趣相投，朝夕相处，同窗共读达6年之久。两人还以古之贤者为榜样，以前代有节义的文臣武将为楷模。他们身处山林，却心怀天下，立志要扶危定倾。在郑樵一生当中，最为亲密、影响较大的朋友要算是堂兄郑厚。 郑厚既是郑樵的兄长，也是郑樵的老师。这一对年龄相仿的堂兄弟，在性格上是有差异的。用他们自己的评语，郑厚是“逸迈”，郑樵则“幽邃”。换句话说，郑厚是才华横溢，锋芒显露；郑樵则是内涵精妙，含蓄深沉。尽管“二郑”的性格、气质和为人各有不同，但他们在学术上能够共同探讨学问，互收切磋琢磨之益，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郑樵、郑厚兄弟俩一边读书，同时又在一起讲学授徒。芗林寺是郑樵和郑厚讲学之地。这是一所古寺，寺建在芗林山半腰一块盆地的边缘，坐东北朝西南，四周群山环绕。虽然生活在这样的深山野林之中，讲学着书自为一乐，但郑樵关心时事，同情黎民百姓痛苦的热忱却没有衰减。在这期间，他写下了许多忧国忧民的诗篇。如“金革久不息，遐方徒弹指。谁为民请命，皇天犹未喜。茂德自不绥，眷眷我梓里。伤哉古王道，樵夫亦冷齿”。 果然不出郑樵所料，靖康二年（1127），金兵南侵，攻陷京城，二帝被俘。莆田虽远在数千里之外，也感受到震动。郑樵心忧时事，怀拳拳赤子之心，曾多次上书枢密院宇文虚中，请缨抗金，报效国家。但在昏君奸相当道的年代，连岳飞这样的忠臣良将尚且饮恨风波亭，郑樵的一腔热血只能是“有心报国，无路酬君”。 绍兴五年（1135），郑厚再举礼部奏赋第一，调广西提举司干办公事。此后，“形单影只”的郑樵只好一头钻进夹漈深山，在“困穷之极”、“厨无烟火”的情况下，“风晨雪夜，执笔不休”。把自己的忧国情思和追求统一的心愿，形之笔端，寄托在自己的着述之中。 然而，郑樵早年立下修史的志愿并非一帆风顺，他一介布衣，身处山林，资料乏匮，写史的艰难程度可以想象。同时，郑樵修史的最大困难还在于当时政治的黑暗，绍兴年间（1131-1162），奸臣秦桧父子当政，在文化上的禁锢空前残酷，私人修史是违法的事。他们以禁野史为由，迫害士人。 郑樵就是在这种“风波易起” 的年代进行修史的。没有执着追求的精神，没有坚定的学术信念，他要坚持修史是不可能的。郑樵不仅仅要克服物质上的困难，更重要的是，他还要避免因恶劣的政治形势而带来的文字灾祸。这也许是他的代表作取名《通志》而不叫《通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方志史料记载，郑樵一生3次从莆田赴京城临安（今浙江杭州）献书。第一次是绍兴十九年（1149），他献出所着的140卷书“诏藏秘府”。从16岁结庐茅山中，到此时出山奉献部分学术成果，一晃30年过去了。这1万多个白天黑夜，郑樵是怎样度过的呢？ 他在《献皇帝书》中，给人们开出一份珍贵的时间表和研究成果目录单：“十年为经旨之学”，着有《书考》《诗辨妄》《春秋考》等，其中《诗辨妄》在诗学界的影响很大，连朱熹也不得不佩服其见识之高明；“三年为礼乐之学”，写出了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着作《谥法》《系声乐府》等；“三年为文字之学”，如《象类书》《续汗简》《梵书编》等着述在中国文字学、音韵学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为方书之学”，写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着作，如《天文书》《春秋地名》《尔雅注》《诗名物志》《本草成书》等；“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写出了《求书阙记》《校雠备略》《书目正讹》《图书志》《集古系地录》等在中国图书目录、校雠学发展史上具有相当影响的作品。 郑樵献书返回草堂后，一边继续着书“益厉所学”，以毕其志；一边授徒讲学，四方之士，“从者二百余人”。 第二次献书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55岁的郑樵应高宗召对。明邑人周华的《游洋志》详实记述了高宗与郑樵的一段对话： 郑樵上殿向皇帝奏说：“臣处山林30多年，写书共50余种。未完成的这部史书以历代史籍为依据，始自三皇，终止五代，取名《通志》。此书参考司马迁的体例，但与《史记》又有不同之处。臣摘取纲目12篇，名叫《修史大例》，先呈给陛下。” 接着，郑樵陈述了对《史记》和《资治通鉴》的看法，并谈到自己写史是参照前人的史体，但同时又有创新的地方。高宗不胜钦佩地说：“听你的高远议论，朕都忘记了疲倦。” 郑樵向皇上请求回归山林，说道：“臣是麋鹿之性，草茅小民，终爱山林，还请陛下体谅。”高宗下旨，“授（郑樵）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后改监潭州南岳庙，让他回家继续把《通志》写完。 第三次献书是绍兴三十一年（1161），郑樵带着200卷近700万字的《通志》，步行2000里来到临安，进《上殿通志表》。时适“上（高宗）驾幸建康（今江苏南京）”，无缘得见，经辗转传递，得一道诏书，授他为“枢密院编修官，寻兼摄检详诸房文字”。最使他高兴的是朝廷居然允许他入“秘书省翻阅书籍”。郑樵满以为可以实现渴望已久的夙愿，他幻想着要博览秘府宝卷，计划着借此机会整理一番古往今来的天下图书。然而遗憾的是官场黑暗，希望成了泡影。 次年春天，宋高宗自建康回临安，记起郑樵献书之事，于是命郑樵呈献《通志》，就在高宗诏旨下达的当天，郑樵由于积劳成疾与世长辞，“年五十有九。海内之士知与不知，皆为痛惜。太学生三百人为文以祭，归正之人感先生德，莫不惜哭之”。郑樵灵柩葬于莆田南崇仁里（今属莆田市涵江区）。 据《重修郑夹漈先生封茔碑亭记》载：“郑夹漈先生墓，旧在莆田广业里，傍灵源之古刹，迁至白沙之通衢，陈仆射为筑其阡，钟离守为表其遂。”乾道四年（1168），邑人、宰相陈俊卿特地到郑樵墓吊拜，并嘱咐兴化知军钟离松将郑樵墓迁往比较热闹的长兴山主峰，提出要请技艺高超的泥匠为郑樵迁墓安葬。该墓占地3000余平方米，坐南朝北，面对夹漈山书亭寨。墓碑由陈俊卿亲笔手书苍劲醒目的“宋枢密院编修郑樵之墓”。墓地周边林木苍翠，长兴山主峰屹立在墓地南方，气派雄伟壮观。该墓已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列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至今保存完好。 郑樵的学识广博，在当时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清代学者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郑）樵者。”这种评价并非过誉之词，而是恰如其分的。据南宋莆田人李俊甫《莆阳比事》卷三记载，郑樵的着作宏富，累计达60多部、800多卷。 尽管大部分湮没无存，完整留传至今的只有《通志》一部，但仅凭此一部纪传体的史学巨着，就足于确立他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不朽地位。当代史学家吕振羽曾赋诗称赞郑樵与《通志》云：“史通莆郑着新编，门类略析脉络全。食货艺文颠主次，古今通变叙禅缘。敢提疑伪同知己，忍摭传闻近史迁。未若船山阐理势，广搜博引仰莆田。” 南宋乾道五年（1169）状元、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的郑侨非常敬重堂叔郑樵，曾作《题夹漈草堂》一诗怀念先贤：“杪秋寻远山，幽怀鬰冲冲。草堂跨层崖，夕阳山影空。高人辞天禄，结交杖藜翁。游氛暗九土，岁晚余曷从。泠泠夹漈水，谡谡长松风。思之不可见，泪落秋云中。” |
匠心丈量 毫米对决 我市举行工程测量员岗位技能竞赛
少年“跃”山海 非遗“动”起来
翰墨书百年 丹青绘匠心
书香启智 和美莆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