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宗元来游智泉之说，不但于史无据，从其人生经历看，亦不能吻合。笔者对柳宗元的生平事迹做了进一步分析，认为他缺少来游智泉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上文开列的柳宗元主要经历表明，其一生以永贞元年(801)九月，贬官永州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时年33岁。前段以北方的京都长安为活动中心，读书、登第、为京官，至贬官，大约二十年时间，其中任官约七八年时间；后段以南方的永州、柳州为中心，共十四年时间至病故。
湖南永州柳子庙
其一，唐时司马一职，为州、郡、府佐吏，位在别驾、长史之下。实际是无任何权力的闲职，多为安置贬官之位（此次与柳宗元一起被贬为司马的共有八人；当年白居易亦贬为江州司马）。柳宗元作为贬官，带着无并形的政治枷锁，尤其受到政敌的严密监视，很难可以随心所欲，自由行动。其诗《冉溪》曰：“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自己视同囚徒；“伏念得罪来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以书见及者”《寄许京兆孟容书》曰“世亦不肯与罪人亲昵”“自余为戮人（泛指罪人），居是州，恒惴栗（恐惧而战栗）”（《始得西山宴游记》）。《与李翰林建书》曰“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 ”可见所游仅限于永州一地。 而且，世人视同罪犯般的柳宗元，心难自安，惶惶不可终日，根本不可能脱身远游莆田智泉的。《寄许京兆孟容书》曰：“宗元於众党人中，罪状最甚。神理降罚，又不能即死。……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卑湿昏雾，恐一日填委沟壑，旷坠先绪，以是怛然痛恨，心肠沸热。茕茕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无与为婚，世亦不肯与罪大者亲昵，以是嗣续之重，不绝如缕。每当春秋时飨，孑立捧奠，顾眄无后继者，惸惸然欷歔惴惕（意忧心忡忡，恐惧叹息），恐此事便已，摧心伤骨，若受锋刃。此诚丈人所共悯惜也。”《与杨京兆凭书》曰：“自遭责逐，继以大故，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所读书随又遗忘。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眊眊然骚扰内生，霾雾填拥惨沮，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 其二，柳宗元当时带着老母、小女和两个堂、表弟来永州。因无官房可住，不得已寄居于龙兴寺，又多次遭遇火灾。半年后老母病逝，五年后爱女夭折，遂于冉溪购民宅居住。《与杨京兆凭书》曰：“自遭责逐，继以大故，荒乱耗竭……又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坏墙穴牖，仅免燔灼。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与李翰林建书》曰：“贫者士之常，今仆虽羸馁，亦甘如饴矣。”其生活之拮据艰难可想而知，很难有经济力支持赴莆远游。
湖南永州愚溪
其三，永州为蛮荒瘴疠恶地，使柳宗元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以至于“行则膝颤，坐则髀痹”（股骨麻痹症）。《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曰：“仆自谪过以来，益少志虑。居南中九年，增脚气病。”《与杨京兆凭书》曰：“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能。 眊然内生霉雾，填拥惨沮……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与萧翰林俛书》曰：““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睧眊重膇（视力模糊，腿脚肿胀），意以为常。忽遇北风，晨起薄寒中体，则肌革惨懔（寒冷），毛发萧条，瞿然注视，怵惕（警惕戒惧）以为异候。”《寄许京兆孟容书》曰：“伏念得罪来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及者。何则罪谤交积，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昏沉貌）忘行，尤召重忧，残骸馀魂，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独瘴疠为也。”如此严重恶化的身体状况，身心交瘁，实难以支持其远游莆田智泉的。 其四，湖南永州距莆田千里之遥，柳宗元为游观一个无名小瀑，即便是个行动自由的人，既无朋友之邀请，亦无官府护送接待，不辞千里，不惜花费，贸然远游，实乃不可理喻之事。综合考量上述四点，柳宗元在永州十年期间，既无没有机会亦无条件赴莆游观智泉的。同此理由，其后改贬柳州，乃是其生命最后的四年，更无足够理由赴莆远游。总之，从柳宗元的一生经历看，当时的政治环境、经济条件，及其仕途失意、生活拮据、病痛缠身的处境，均不足以支持其外出远游的条件。 况且，中晚唐时期，莆田经济社会文化交通尚处于开化初期。智泉小瀑尚未闻为邑人所知的记载，在国中更无名气，即便在福建省内亦可谓无名之泉，只是在明万历间才以“梅花漈”之名见诸莆郡载籍，并无令人慕名前来一游的吸引力。且又未见有莆田士人同柳宗元同交游的记录。柳氏何以为之牵怀挂肚，必欲到此一游而后快？显然与莆田开发史、地名志格格不入而难以立论。这就为史志未载所谓柳宗元远游莆田智泉其事，提供了充分有力的佐证。总而言之，所谓柳宗元游观莆田智泉之说，既于史无据，又同其仕途实情不合，故判定纯属子虚乌有之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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