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屡试不第的我，越战越勇，发誓不上大学绝不罢休。 可是钱呢？家里没钱再供我复读啊。 那年，父亲突发心梗去世，家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弟弟因此已缀学做起了小买卖，妹妹还在上学。 我不能不去复读，我不能不上大学。我在心里千万次地告诉自己。我不能忘记父亲那双渴望我上大学的眼睛，这是父亲对我的最大心愿。 我明知道这是一种十分自私的选择，我可能已经发疯。甚至这样央求母亲：“妈，我大学毕业了，挣了钱给您买金戒指。” 无奈的母亲，含着泪出了家门。 60元的复读费，对我的家庭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我偷偷跟在母亲身后。 母亲出了街门，向左看了看，又向右看了看，站了有三分钟，然后，她向右拐去。我知道她可能去找矮郎大娘。 矮郎大娘和我家沾点远亲，我们俩家一向走得近。矮郎大娘也一直支持我复读，说我不上大学可惜了，常夸我聪明。她的儿子是村支书，现在就老俩口过日子，手里有点积蓄。 母亲确实进了矮郎大娘家，我藏在门口的一棵大树后面，等母亲出来。 我正回忆着矮郎大娘对我家的种种善行，看着母亲出来了。送出母亲的是支书的女人，我们叫她保儿嫂。保儿嫂和母亲说了几句什么，我听不见。母亲一边走一边和保儿嫂摆手。保儿嫂轻轻地把街门闭好回去了，母亲又向北走去。 我瞪大眼睛看母亲的手里有没有握着钱。 瘦小的母亲，走路一向很快。望着母亲远去的背影，越来越小。她甩着两条胳膊，快速地迈着细碎的脚步，一会儿就走到下一十字街口向西拐弯了。向西去一定是到西崖坡了。 西崖坡有谁家呢？我靠在树上想着父亲在世时，和我们家关系近一点的人还有谁。 母亲又去借钱了，一定是矮郎大娘家没借到吧。 我使劲想着。 我急着要去学校报到，等着母亲借钱回来。此时此刻，这点钱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蹲在地上用棍棒胡乱划着，两眼紧盯着十字街口，想起了母亲每个星期六下午站在十字街口等我回家的身影。 母亲终于出现了。我看到母亲从西面过来。我急匆匆地从树下站起来，跑向母亲。 我问母亲：“借到钱了吗？” 母亲说：“借够了，跑了三家。”母亲一边走一边数落着我的不争气。 尽管我听着心里有点难受，还是打心眼里感激母亲，一路上听着母亲的唠叨回了家。 母亲从左手口袋里掏出几张红色的拾元人民币。左手握着钱，嘴向着右手噗噗了两下，拈了拈三个指头，数了数一共5张，给了我。她又从右手口袋里掏出一个大的报纸包，沉甸甸的。说是卖瓜子的金川儿借给的十元。说她没数，人家包好的，就别打开了。我打开那个报纸包，一共有五个小纸卷，捏一捏硬棒棒的，里边全是硬币。 看着那些硬币，我心里有点不高兴，拿上那么多硬币到学校交让人笑话，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卖瓜子的。 母亲说：“你矮郎大娘正好不在，你保儿嫂借给了三十元。” 母亲接着讲，说她走到西崖坡底，碰上银亮伯伯，问她干什么去，她说孩子要去补习，没钱正想找他呢。银亮伯伯身上正好有二十元，掏出来全给了母亲，并说：“老大活着的时候，我常用老大干活，这钱你拿着，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还，别急。” 母亲说：“人家念你爹的好才借给咱，有了钱就早点还给人家。” 母亲又说：“本来是想和你银亮伯伯借三十块，人家说到这份上了，我也没好意思再开口。” “那十元呢？你是怎么跟人家金川说的？”我听着母亲讲着借钱的过程，心里酸酸的。 “我走到供销社门口，金川儿在那里卖瓜子，他说刚包好的十元零钱，你要不嫌弃就先拿去吧。”母亲有点得胜的感觉。 金川是个残疾人，拄着双拐，天天在供销社门口卖瓜子。我逼着母亲和一个残疾人借钱，心里不知有多难受。我真有点想放弃了。 母亲催我快点收拾，说：“时间不早了，到了学校就赶不上晚饭了。” 家里离学校有二十多里路，我骑自行车去学校，在学校住宿。 我早收拾好了行李，就等母亲借钱回来。母亲用针线帮我把钱缝在上衣口袋里，那几捆硬币，母亲说就放在书包底，也比较安全。 带着母亲借来的钱，我出了门，心里无比沉重起来。要是考不上大学能对得起母亲吗？ 我出了门，骑上自行车走了一阵后，回头看到母亲站在十字街口。母亲是那么瘦小，不知那60元钱母亲怎么还人家。 那年也算运气不错，我总算考上了大学。 母亲卖了猪把银亮伯伯和金川儿的钱先还了，保儿嫂没要，说让我先交学费。矮郎大娘硬是塞给了我5元钱，村里乡亲也有几个相好的给了我三元、两元，亲戚那里又凑了点。我上了四年大学，母亲在家养过猪，养过鸡。每年的学费还是先借后还。 时间呀，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一想起当年十字路口的母亲，我的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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