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几天，我在整理旧书时，发现有一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笔记本，并且在笔记本里翻出几张全国粮票。看到这些既陌生又熟悉的粮票，不禁回想起了凭票供应的年代。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城乡居民的吃穿用等生活用品，实行了计划供应，或者按人口定量，或者以户分配。所以那时国家和地方政府，印制出五花八门的“票证”：例如粮票、油票、糖票、肉票、鱼票、豆腐票、布票、煤油（番仔油）票、烟票、酒票、肥皂票、火柴票，还有缝纫机（针车）票、手表票、自行车票等，种类繁多，数不胜数。当你离开了这些“票证”，或缺少某一类“票”和“证”，都会使你寸步难行，没法过日子，真可谓一“票”难求！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粮票。六十年代初的某一天，我跟母亲去涵江卖柴，快到中午了，她问：“你想吃什么？我说：“煎包”。母亲就带我到“涵江工农兵饭店”。那个年代，一进饭店，首先就得拿出钱和粮票去买“签”（饭店内部卖物符号）。母亲领我到服务台，她掏出5角钱，对服务员说：“煎包买一盘（一盘4个）”。服务员说：“煎包每个5分钱，一两粮票，给我两角半，4两粮票”。母亲说：“我们乡下人没有粮票，加钱行不行？”服务员把抽屉往里一推，说：“不行，有钱没粮票，只能买排骨汤、海蛎汤、海带汤之类的，凡是用粮食做的‘点心’，都要收粮票”。母亲苦苦哀求说：“我第一次带儿子来涵江，听说涵江的煎包很有名气，我们就来这里了。你就行行好，卖给我们几个吧！”可是，好说歹说就是不卖。我看到饭店里的煎包，闻到煎包的香味，馋得口水直流。听说没有粮票不肯卖，我紧紧地拉着母亲的衣襟，又哭又闹，赖着不肯离开。 就在这时，排队在我们后面的一个女青年，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弟弟，我给你粮票，说着就把半斤“福建省粮票”递给母亲，这一刻母亲惊呆了，她瞪大眼睛，红着脸，不知该说什么，只是说：“阿妹，这怎么行，你们居民每个月只有23斤……”“要买就快点，不买就走开，后面还有许多人排队”。柜台里的服务员不耐烦地叫了起来。 我终于吃到了又鲜又香的煎包了。当我在大口大口地吃煎包时，母亲突然站了起来，再次向那位女青年道谢……几十年过去了，这位好心大姐的模样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白里透红的瓜子脸上，两条弯弯的浓眉下藏着一双秋水般的明亮大眼睛，头上还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并打着蝴蝶结，身上穿着一件红格子的衣服，显得十分秀丽端庄。 解放后，我国“粮荒”一直在持续。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结婚时，家里依然严重缺粮，生产队分的谷子，都舍不得吃，家里人“精打细算”，用谷子拿去换低价的大麦和番薯干。接下来餐餐吃的是“大麦糜”煮番薯干片，特别番薯干片，怎么煮都不烂，含在嘴里嚼了大半天，怎么也咽不下去，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每年回家探亲，我把自己的定量粮票拿去买大米，然后再把大米熬成粥给两个孩子吃。 回到单位后，在一家理发店里，巧遇到一位平常喜欢和我聊天的湖南同事。当聊到家乡的生活时，我把家里缺粮的真实情况大致聊了聊。没有想到，第二天，他竟然把10张5市斤的“全国粮票”送给我，还说：“我家住在洞庭湖边，是全国有名的鱼米之乡，家里粮食很丰裕，以后我还可以继续帮助你……”随后，我马上赶到邮电局，第一时间把粮票用“挂号信”寄回家。家里收到粮票的第二天，也给我寄来5斤桂圆干，并且说“好好感谢你的同事。”当我把桂圆干回送给同事时，他激动地说：“我家里粮食多得是，那几斤粮票算不了什么。你看，桂圆干在我们家乡才是稀罕之物。”我拿了他送给我的粮票十分感动，而他得到桂圆干后更加激动。在全国粮票取消之前，我年年都得到他的帮助。也许是“患难之交”，我们所结下的友谊是非常深厚的。几十年来，我们两家人还一直保持密切的往来，逢年过节经常聚在一起。 第二年我回家探亲，家里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再也不是过去“大麦糜”煮番薯干片了，而是白米饭。每天早上，岳母提着菜篮子上街，凭肉票去割几两猪肉，买四五毛钱“鱼杂虾杂”（新鲜的小鱼小虾），捎上一二毛钱“酱料”（用酱油腌制的或萝卜丝、萝卜条或大头菜、莴笋片、笋片等）。再炒一两个自家地里拔回来的青菜，蒸几个鸡蛋，我感到每天都吃得挺爽口的。在当时的农村情势下，可算是“小康人家”了。 解放后，我国“粮荒”持续了很久，凭票供应一直延续到了1994年，全国各地才基本取消粮票。票证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我国国民经济大大改善，国民消费品相对丰富，随着人民购买力的不断提高，各类商品琳琅满目，普通老百姓想买啥就买啥，想吃啥就吃啥，大部分家庭已奔上了小康幸福生活。时尚的消费引领时尚生活的新潮流，市民们衣食无忧，住行无虑，其乐无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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