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驾鹤西去已一个月多了，留给我们的哀痛难以言表；她的一生艰辛、困苦而又幸运、欣慰，大可写一本书，编一出剧。 往事不堪回首，回首须断肠：那是风雨如晦、民生凋敝的旧社会——因为贫穷、瘟疫，她很早就丧失了双亲。一天，一条从南日岛到涵江的破渔船，把她带到海岑头。涵江留给她的只是阴沉沉的天，利嗖嗖的风，衣裳褴褛，蹀躞街头的行人。毕竟对一个不谙人事的冲龄小孩，留在记忆里的也只有这些。至于到底被卖了几家，她都回忆不出来。只是辗转卖给了涵江卢埕后“爱沃”家，才算暂且安顿下来，打算做童养媳讨来的；然而，天并不愿些许眷顾这个颠沛流离形单影孤的小孩 ，又一个病疫袭来，养母家两个小孩无一幸免，眼看只有一口气了，都往地上放着，正发愁该怎样来收拾这两个苦命的孩子。幸运的是，邻里有个见多识广的老太前来安慰，看了看地上两个气息奄奄的小孩，若有所思似地指指那个小丫头，说还有救，并从地上捡起来；就这样，母亲算是从阎罗王那捡回了一条命。再说养母连亲生儿子都保不住了，养个丫头又有多大意思，于是放出口声，说谁家愿收留的，尽可以转卖。 我的祖母二十三岁就守了寡，遗腹子刚满“对啐”，就被病魔夺去生命，那是一个眼泪哭瞎的时候。后来，我祖母讨了个孩子养着，由于没有钱看病瞧大夫，一只眼睛也给弄瞎了；还好，看看十多岁了，很懂事，会搭几块木板，在街头巷尾摆个小摊，卖一些本小利薄的小物品，赚点锱铢，好歹对生活是个帮衬。人们都以为我祖母终于晚年有靠，免得萤萤孓立，形影相吊；然而，老天又一次把它那不可思议的淫威降临到这个备受煎熬的孩子——就在为宗亲送葬回家后，倒地不起，早早把活蹦乱跳的小命搭了进去。于是，族人便觉得我祖母一定是与男人犯克的命，男孩是决计养不了了。然而我祖母是个有性格的人，既然命中克男，讨个丫头养养，怎样？就这样，我的母亲便与我的祖母成了母女，家里终于有了应答，不再是死一般的冷寂了。母亲此时只有十岁左右，全靠祖母做点针线维系生计，一派饥寒交迫的光景；好在族人多悯怜，逢年过节的，往往东家端来一碗，西家匀出一瓢，将就着，日子就这么惨淡地过下去。但那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族人中有肩挑送外的，常往福州仙游惠安一带赶脚，看看也把我的母亲带上。母亲清楚地记着：第一次送货去福州，才十三虚岁，只能挑三十斤，连一双草鞋也没有，路上为了省一文的摆渡费，正值腊月隆冬，也要逆流而上，寻浅滩涉河，咬牙趟冰凌过往；去一趟来回走了四天，赚了十来斤糙米。这对祖母来讲，不啻月亮掉进了天窗窟窿。只可惜没有人知道，为了这十来斤糙米，母亲小小年纪，风餐露宿，忍饥挨冻，受了多少的罪！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头，我祖母只有这么一个亲人，当然只能招赘，我的父亲就这样走进了杨家。我父亲居家是长子，本是断不可这样做的，旧社会的礼俗严着呢。然而是命运又开了个偌大的玩笑：我的真正有血缘关系的祖父母，也过早被贫病夺去生命，留下男女孩子十个，除了我父亲之外，大姑嫁孔阙里孔门，其余全部送人。父亲成亲后，仍然是东南职业的学生，不但学费，连吃饭都难；但是父亲到底是个血性男儿，既不能养家糊口，还要家人口里省瓢里攒，挤出费用供养，在他看来不可思议，煎心一样难耐，处处抬不起头来。惶惶无计之下，竟作出了一个很让人迄今难以理喻的选择：逃跑！ 这一跑，别说祖母，连我的母亲都没有告知。发誓不混出一点模样，决不回家见人！其实，我的父母虽是旧式的包办，但伉俪情深，母亲何曾嫌弃过他！这一跑，家里更不堪了。那时，我姐才两岁，我哥还没出世。一家老少三代四口，老的老，少的少，这日子想来都让人无语。谁让你是穷人呢？于是，祖母除了作点针线之外，还给人家舂糯米粉；因为是小脚女人，身子骨也单薄，缘是特地请匠人打了个小号的锥子锥棰，早晚母女俩就在东小厅福堂门前舂糯米粉。至今，福堂门前地上，厚厚的古地砖，圆圆的石锥印痕清晰可见，那是苦难的特殊标配；当年用过的锥子，还完好地保存着。我的母亲除了走南赶北挑担送货之外，还常给作坊磨豆腐，甚至给人家当乳母，下顿不接上顿时，还去乱坟岗捋野菜！为了一口粥，一家三代四口只好挤在只有数平米的福堂里，把后拐堂的几间平房租赁出去，换取一点租金，聊补无米之炊。 原来我父亲跑去了台湾，发现当局倒行逆施，天怒人怨，败相已定；父亲并没有找到活路，只看到各地捆绑解押到台的壮丁，满街国民党的征兵告示，真是万念俱灰。俗话说得好，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话可以这样，但对饥肠辘辘的父亲来讲，心想，当兵也许能换来一席之地，一口稀饭，应比流落街头要好。这样的选择当然是出于万般无奈，现实的腐败黑暗，我父亲心知肚明。不久，平津告急，国民党急急忙忙往华北调兵遣将，于是，从台北乘兵轮径往塘沽，我父亲到了华北。不久，傅作义将军北平举义旗，我父亲随即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从此，跟着共产党的脚步，从华北到东北；朝鲜战争爆发后，唱着“雄纠纠，气昂昂”志愿军进行曲，随部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朝鲜停战板门店协议签定后，回到国内，马不停蹄，转战中南西南。父亲是个书生，投笔从戎，在那个年代，算是难得的知识分子，吹拉弹唱，写点文字，都不在话下，更何况打打球喊个号什么的，还写得一手好字，软笔硬笔都能看；所以，父亲在部队是呆在机关里，专作文职工作。 全国解放后，有好长时间未敢和家里联系，说是怕家小是否平安健在，又怕我母亲是否因生活所逼改嫁。倘若“物是人非，情何以堪”。要知道，父亲当年逃跑时，母亲仅有二十岁，虽不是大家闺秀，却也清秀可人。父亲那时心态，正印证了唐贤“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故人”那话。一直到一九五四年底，才告假还乡探亲，这已是他离家逃走的第八年了。活脱“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此刻，父亲才知道，母亲一直守着这个随时都可能覆灭的破家，其中的苦涩让人唏嘘。而且，父亲还知道，母亲出于对新中国的热爱，还积极投身土地改革、支援前线等工作。 母亲寿逾九秩，是托了共产党的福，赶上好时代。她的性行品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记。 母亲现在离我们远去了，从此阴阳两隔，天人各一，这个哀恸是永久的。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乐已停而心澎湃，子欲孝而亲不待。回到老家，荆钗布裙、慈眉善眼、倚门而望的老母不见了；院子里枯枝败叶随处飘落，瓦棱上枯草的断径当风抖着，屋子里飞尘积了厚厚的一层；一时悲从中来，潸然泣下。我知道：孔寿七十三，孟年八十四，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人总是要老逝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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