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宋史》的《蔡京传》记载，1069年，王安石变法开始；次年，蔡京得中进士。宋神宗在位时，蔡京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和得力干将；在哲宗亲政后，他又主动配合宰相章 ，把变法运动引向深入；1100年徽宗即位后，有意修熙丰政事，又起用了蔡京，任命他为宰相。在1102-1125年间，蔡京四次出任宰相，是宋朝中期杰出的政治家。1127年被宋钦宗政治陷害致死，年八十。 叶适和蔡京相反，他虽然是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榜眼，但是却拼命反对和恶毒攻击王安石变法，把仁、英、神、徽、高五朝亲民爱民政治一概否认。朱维干在《福建史稿》第四篇第十一章《宋代福建的农民起义》中说：“永嘉叶适，南宋最著名的政论家，有一篇《财总论》，批判宋王朝搜括不已。国库收入，在宋初全盛时期，等于汉唐全盛时期的再倍。熙丰比治平加几倍。宣和为熙丰的再倍。南渡以后，又为宣和的再倍。从半壁东南，榨取空前巨额的赋税。”在这里，治平，宋英宗年号（1064-1067）；熙丰，即熙宁、元丰，宋神宗年号（1068-1085）；宣和，宋徽宗年号（1019-1025）。在宋英宗之前，有著名的宋仁宗庆历新政（1043-1045），宋神宗亲政时有王安石变法，宋徽宗亲政时任用蔡京四辅国，实行变法。叶适说这些改革，不是为国理财，而是为己聚敛，一刀切，行吗？而且连宋钦宗败、宋高宗兴的原因都不懂得！ 批判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这个批判却要防止把孩子和洗澡水一同倒掉。叶适不正是这样的吗？面对不同历史时期国家财政收入，他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黑白不辨，是非不分，各打五十大板，结果是本末倒置，害人不浅。 叶适在《财计上》说：“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非独今之言理财者也，自周衰而其义失，以为取诸民而供上用，故谓之理财。而其善者，则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为理财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财之名，而小人执理财之权。夫君子不知其义，而徒有仁义之意，以为理之者必取之之也，是故避之而弗为。小人无仁义之意，而有聚敛之资，虽非有益于己，而务以多取为悦，是故当之而不辞，执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为君子为不能也，故举天下大计属于小人，虽明知其负天下之不义，而莫之恤，以为是固当然而不疑也。呜呼！使君子避理财之名，小人执理财之权，而上之任用，亦出于小人而无愧。民之受病，国之受谤，何时而已。”在这里，叶适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自圆其说，说什么周衰以后即周平王迁都洛邑以后,理财者都不是君子，而是小人，把自己的前人一概否定，一棍子打死，而且还编造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理论依据。这就等于割断了中国历史。 “自周衰而其义失，以为取诸民而供上用，故谓之理财。”情况是这样的吗？否！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即理财首先要面向三大政，解决穿衣吃饭、国防建设等，让老百姓相信那些都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并没有乱花钱，办事为国为民负责。这是孔子对三代之治政治和理财方面的科学总结，后来子夏的学生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不忘老师教导动真格，制定《法经》，施行“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等，“但行数年，国以富强”。李悝是小人吗？不是！他是战国时期着名的改革家，大君子！继李悝之后，为国理财者不断涌现出来，为中国历史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这说明，孔子的三大政总结了三代之治，为其后理财者继往开来提出了原则，指明了方向。所以，“自周衰而其义失，以为取诸民而供上用，故谓之理财 ”，这不是战国以来的理财方法，而是叶适想当然胡编乱造出来的，因此失去说服力。 据《长编》卷231记载，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诏曰：“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往往折阅失业。至于行铺稗贩，亦为较固取利，致多穷窘。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商旅物货滞于民而不售者，官为收买，随抵当物力多少，均分赊请，立限纳钱出息。其条约，委三司本司官详定以闻。”这就是王安石变法时的《市易法》，简要阐述实行的目的和意义。宋神宗下诏宣布施行。 这个记载说明，在新的历史时期，“商卖”需要国家政治上倾斜，扶植商业，商旅卖不出去的东西由各地政府负责平价收购，缺钱时还要给予贷款、赊货等。例如市场上新鲜蔬菜供大于求，卖不出去，政府当即收购，组织商人输往他方市场，结果为本地生产者和外地消费者都做了好事。蔬菜是这样，其他农产品、手工业品也是这样，生产者不愁东西卖不出去。所以，市易法好就好在扶植商业，实行农工商并重。其结果，农工商上去了，国家财政收入也相适应地有所增加了。但是作为宋孝宗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榜眼，叶适却对宋朝中期发生的社会大变革十分陌生，甚至还称王安石也是“聚敛”者，在文中还说：“当熙宁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财，为市易之司以夺商贾之赢，分天下以债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然而其法行而天下以大弊。” 王安石变法几十年后，宋徽宗时大画家张择端，有次清明时节心血来潮，画起了《清明上河图》，让后人分享那时东京繁荣景象。无独有偶，有个叫做孟元老的，崇宁二年（1103）到了东京，1127年南迁，寓东京24年。离开以后，念念不忘昔日东京繁荣景象，难以忘怀，后来写了《梦华录》。《序》中说：“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变法以后，富国强兵的目标确实逐步实现了。很显然，叶适所说的“然而其法行而天下以大弊”也就失去了历史依据。 有比较才能鉴别，同样是宋代人，叶适比起张择端、孟元老，那是差多了，更不能同蔡京比。蔡京知识渊博，精通尧舜禹之道，所以得中进士后，和王安石志同道合，成为了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和得力干将；王安石死后，蔡京化悲痛为力量，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完成了王安石未竟之业，史称“太平宰相”。但是，叶适，身为榜眼，却不懂得尧舜禹之道。他胡说“自周衰而其义失”，只有叶适才懂得，有点走江湖习气。所以，“捆绑成不了夫妻”，王安石变法，他爱不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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