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倡行德治，重视官员的官德修养，特别强调清廉从政。《晏子春秋》曰：“廉者，政之本也。”认为廉洁是执政的根本大事。唐代状元出身的翰林学士、知制诰杜荀鹤的送友人上任诗曰：“字人无异术，至论不如清。”意思是管理人民并无什么奇招，说到底不如清明，显然是他自己仕途的切身体会。宋代秘书郎、仙游人许巽曰：“居官之要，清字作根本。”明代著名清官杨继盛诗云：“饮酒读书四十年，乌纱头上是青天。男儿欲上凌烟阁（古代表彰功臣的高阁），第一功名不爱钱。”视不爱钱为头等大事。可见，清廉从政乃是古代士族精英的一种共识，成为其仕途坚志信守的一种理念，身体而力行之。
    作为文明之邦的莆郡，众多太守及其僚佐，坚守清廉从政的信念，不贪不佔，清苦自律，绘就凛凛清官形像，赢得了民心，留下一篇篇廉政佳话。

清廉不贪  贫不改节

    官场作为政治权力的枢纽，历来是寻租的宝地。玩弄各种潜规暗例，巧取豪夺，可谓易如反掌。元代名臣、山东济南人张养浩，历任县令、监察御史、礼部尚书等职。为县令时尝以居官所得，撰《牧民忠告》一书，成为后世流行的官场教科书。该书第一节《拜命》，就把“戒贪”作为一条要则提出。曰：“人既受命以牧斯民矣，而不能守公廉之心，是不自爱也，宁不为世所诮（叽诮，责备）耶？况一身之微，所享能几，厥心溪壑，适以自贼（自己伤害自己），一或罪及，上孤国恩，下使乡邻朋友蒙诟包羞，虽累千金，不足以偿一夕缧绁（牢狱）之苦。与其戚（忧愁，悲哀）于已败，曷若严于未然。嗟尔有官，所宜深戒。”痛陈贪贿之害，苦口婆心戒贪。
    在莆郡，不少太守精英，面对权力寻租的诱惑，坚志守节，不贪不占，拒绝收受，耐得清苦，贫不改节。
    南宋浙江奉化人汪元春，字景新，以宗学博士（皇室子弟教官）出知兴化军。不携妻子到官，推却“常例钱”不收，并禁止其官属收受。每日伙食仅“蔬一样、饭一盂”。不幸上任方二月而卒。南宋庐陵（今安徽合肥）人杨梦信，由国子监丞来知。“简淡清苦，未尝一毫妄取妄费。”明代兴化知府潘琴，更是个不贪不占的有为清官。潘琴，字舜弦，浙江处州景宁县（今属浙江丽水）人，由进士历任南京兵部郎中后来莆。三年后赴京朝觐，将行之时，有民来告其乡里有桥当修。潘琴捡府库中银两，内出一包与之，乃旧时变卖其里中淫祠（土神庙）所得，封缄如故。民始知潘琴并非贪墨之吏。
    明代顺天府漷县（今北京通县）人岳正，字季方。明英宗时以翰林修撰进入内阁，参预机密重事。因直言触犯中官被谪戍，宪宗时改知兴化府。岳正到郡后，破除条格，锐意革新，为民兴利。富家巨室颇为不便，怀疑其财谷出纳容有所私，谤议蜂起，上官亦疑而迹之。虽有一二持公论之士人为其辨折，终不能胜。史志称，岳正在莆三年，“不入一钱也”。至其去任，莆田预备仓积谷数万石，凶荒有备，民始德之。“去任来几，家计肃然，滨（濒）于贫困，人始服其居官有清操。”
    像岳正这样的清贫之官，莆郡不乏其人。明兴化府同知张旭升，江西抚州人，性刚行廉，尝奉命代理泉州之政，一夕无疾而卒，“囊无余资，泉人悲之”。有的因家计贫困，病故官所而不能归乡安葬。北宋福建建安（今建瓯）人曹修古，字述之，进士起家，历官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刑部员外郎知杂司事等职，因言事触犯临朝皇太后，被削一官，以工部员外郎出知兴化。“居家仰禄自足”。不幸次年卒于官所，家贫不能归葬。莆田吏民思之，聚钱三十万缗资助治丧。家人未及答应，小女（时年16岁）哭曰：“我先君居朝为闻人（名人），以清节（节操高洁）自立，不幸天不与年，卒于贬所。今临财苟得（不当而得，指不可借丧事获家财），尚何面目旦夕哭泣帷中？幸趣（希望从速）持归，无吾先人累（幸累名声）也！”吏民闻之，惭愧罢之。蔡襄为曹修古的故交，特作《曹女传》，表彰曹女拒收礼金、维护家父清廉的孝行节义。我们通过这篇小传，既看到曹知军居官清廉的高行，亦看到其清正的家风。
    历史常有惊人相似之处。一百多年后，清苦廉洁的兴化知军汪元春卒于官所。士民聚金助其归丧。其弟与子恐污元春清节，泣辞不受。莆田民众不得已，用以刻印祭诔、哀辞、杂著，名《遗爱录》，寄托对清廉太守的爱戴之情。
    明代名臣、史家周瑛评论曹知军小女拒礼保廉义行时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若修古，可谓行于妻、子矣。况乎日耶？其教深矣！”赞赏曹知军居官清正，以身行道，对家人教育深刻。

正心修身  严于自律

    古代士族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取向，而以修身为入世之基。所谓修身就是修养身心，就官员而言就是官德修养，诸如公正、刚直、勤慎、诚信、清廉等，并视廉洁为居官之本，犹如女之贞洁，不可有一点玷污和沦失。
    考莆郡太守精英治行，正心修身，严于自律，是其清廉从政之一大特色。
    修身必先正心，即端正心理、观念，凡属清官都怀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和信念。曹修古因“言罪”贬知兴化军。史志称其抵莆就任后，“心澹如也”。澹如就是淡然、淡定，清心恬静。时兴化军衙署有“正己斋”、“清心堂”等居所，其命名都体现正心修身的观念。曹太守居住在清心堂，一日睡起后题诗于壁。诗曰：“天府（指开封府）鞠囚三节日（在京百官，元旦、寒食、冬至三节休务，判官狱事繁忙不休），霜台（御史台）待漏五更时。薰风一觉清凉睡，莫问浮名高与卑。”（《夏日清心堂睡起》）上联记其任开封府判官与任御史时的繁忙劳碌，下联抒发任太守的清心淡定。他这种不问浮名高低，清心恬静的“正心”，正是他成为不贪不占的清官的心理基础。
    南宋绍兴中兴化知军汪待举，西安人，史志称他“夜宿外寝，二鼓（即二更，夜间九时至十一时）而兴，老院子以瓦釜煮粥而进，就灯下读《中庸》一遍，乃出莅事。有人欲通过他谋私，汪太守曰：“某秉笔予夺，如见鬼神罗列在旁，何可私也！”谋私者闻之，“缩颈而退”。由此可知，汪知军夜读《中庸》，并非书虫，而是孜孜不倦以儒家政理“正心修身”，学以致用，故能自觉、坚定地拒绝以权为他人谋私。其所言秉笔如见鬼神在旁监督而不可私，实际是自己时刻正心、严格自律精神的强烈表现。
    明代兴化知府潘琴，史志称其“为人有志学古，端方静定，笃于自信，人撼之不动。”有人以书简言事，潘琴就在其书简上书曰：“不敢开”，而后以其简回复。上文提及潘琴把府库收藏多年的拆庙所得的款银，全数交付前来请求修桥的里民。二事表明，他面对金银与谋私，端方静定，撼之不动，正是其学古正心的必然结果。可以说，正心就是端正心态，严格自律，就是守正道，除邪念，维护廉洁从政的纯洁性。郡志记载，南宋嘉熙中来知的张友，亦是个“嗜学好修，趋向近正”的清正太守。张友是毗陵人（今江苏常州），以直秘阁出知兴化军。
    南宋淳祜中来知的杨栋，字元极，绍定进士，历枢密院编修官，除宗正少卿。其学本于周（敦颐）程（程颢、程颐）之学，尝进对，理宗曰：“止正心、修身之说乎？”对曰：“臣所学三十年，止此一说。用之事亲取友，治凋郡（治理贫困衰落之郡）、察冤狱，至为简易。”道出正心、修心对处世治政的重要作用，体现孔子“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论断。
    莆郡太守正身自律精神，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上的去奢求俭行为。
    节俭是中华民族一大美德，历代名贤对此有深刻论述。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咏史》诗云：“历览前朝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可谓深刻矣。历代众多贤臣以自己从政经历，得出“以俭养廉”的共识。
    莆阳郡志有几则关于清廉太守及属官生活节俭的记载。南宋咸淳初兴化知军汪元春，不携妻女来官所，“每食，蔬一样，饭一盂。”知军汪待举，“夜宿外寝”，“以瓦釜煮粥”进食。明成化中知府刘澄，字端本，广东四会人，进士出身，由户部郞中来知。“出守，以‘三事’（清、勤、慎）自励，蔬食布衣，澹如也。”明万历间知府徐穆，贵州铜仁人，进士出身，以南曹郎出守兴化。“洁己爱民，清净不扰属。岁早，自带盐脯（咸肉），乘款段（劣马）偏（遍）巡村落，赈恤灾场。”明嘉靖中兴化府通判董    ，琼州（今海南）人。以选贡（明代在岁贡之外，考选学行兼优者充贡生）任官。官邸仅一仆自随，征收仓粮，必躬身阅量。吏部考绩评曰：“一尘不染，三事足称”。擢粤西州太守。
    先贤认为，奢与俭是贪与廉的根基，用财宜节，不节必贪。欲教以廉，先使之俭。欲为清白吏，必自节用始。上述几位太守生活节俭，看似小事，实关贪廉之大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