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夏天,从北平方向传来的炮声迅速越过长江,席卷了东南沿海。一阵阴霾下,人群在惊恐和愤怒中拆除了莆田的城墙城门,准备与外族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虽然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座没有城门的城市一度让她的子民拥有着更开阔的视野、更宽广的胸襟、更大度的气场以及更多样的坦途,但她昔日涌现在卷帙浩繁的丹青中的沧桑记忆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如今,四块分别刻有“镇海门”、“来凤门”、“迎和门”和“拱辰门”的旧门额都安静地躺在了市区三清殿的后园里。这似乎是历史对它们开的一个玩笑: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它们分峙四方,再没有比现在有更好的机会可以聚在一起,相互倾述着当年从各自身下经过的那些悠长的时光;更有深远意味的是,从最早太平兴国年间建筑古城起,四城门都曾有过不同的旧称——望海、肃清、望仙和望京,直到明朝因倭寇进犯而重建,近代又为抵御日军而拆除,轮回间,亦映射了一个民族从饱受欺凌到奋起抗争的铮铮铁骨,从积贫羸弱到傲立东方的华丽转身。 在清晨,当第一缕晨曦再次清洗这些陈旧的门额,跳脱的光线反弹在粗糙的石面上,有如一双双未经世事的手尝试着推开锈迹斑斑的大门。你将看到什么,是通往四邑八乡的小路,还是官贾往来的舟船,抑或是出将入相的人马?事实上,城门早已不复存在,你所看到的只有陷入时间纵深里的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然而这一切已经足以让所有人保持敬畏。 从春秋时期的刀耕火种到隋唐盛世的衣冠南渡,曲折艰辛的进化在莆田最终以莆田县、仙游县和兴化县的三城鼎立而告终。于是到了北宋,太平军的设立显得水到渠成,这也是历史上莆田首次以地市级行政单位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版图里,亦拉开了此处文献名邦的序幕。随后,太平军易名兴化军,至南宋又变为兴安州,元朝改称兴化路、兴化分省,一直到明朝成为兴化府,从而正式跻身“八闽”的一员。虽然在清朝前期,朝廷曾在省与府之间新建了一级“巡道”机构,并将兴化府划归兴泉永道,但其辖区并未发生太大变化;而“兴化”、“兴安”等字眼也一直作为莆田的别称沿用至今。 改朝换代,尧天舜日,人祸瘟疫,阖境太平,兵荒马乱,簪缨蝉联,苦难与荣耀总是如影随形,寸步不离。在莆阳古城的身上,她的位置、轮廓、面积和地形也许始终如一,鲜有巨变,但内里的建制、政令、迁徙和兴替却饱含波澜。她尘埃落定的躯体,她宠辱不惊的姿态,我们又该从何处读到其往日鲜活的心跳? 古时筑城必建城隍庙。城隍,原意为城墙和护城河,至汉代逐渐演变为一个地区的冥界长官,多由皇帝敕封具有一定威望和影响力的先贤担任;到了明朝,更是加官进爵,分别封京都、省、府、州、县五级城隍为福明灵王、明灵公、威灵公、灵佑侯和显佑伯,并有相关品级,尊崇程度可见一斑。在君权神授的封建时代,科学落后,民智未开,当权者们正是利用城隍信仰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可以说,城隍庙的留存,即是古城池的一段尚未平息的脉搏。而莆田城隍文化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境内除一府三县的城隍庙外,更建有京都、省城、卫城、所城及巡检司城隍庙,各级等次一应俱全,且每个时期的迁界均留下了不同的庙址。据考证,莆田境内先后有城隍庙17座,现存14座。 莆田的京都和省城隍庙分别是位于华亭镇中心的仁和庙以及位于莆田城区的浙江城隍庙。两座庙宇有诸多相似之处,皆是建于南宋末年,且都与抗元保宋有关。前者是将当时位于国家首都杭州临安府的仁和城隍庙迁建而来,现主祀莆籍民族英雄陈文龙;后者原建于市区龙脊山麓,亦是因宋帝在南逃期间追怀浙江故国而建,后因城区扩建,拆除原址另建于凤凰山渠道旁。 在此之前,兴化军与兴化府城隍庙都已初具规模。公元983年,兴化军衙门从原先的游洋镇转移至莆田县城,首任知军段鹏即在谯楼周边的子城内兴建了兴化军城隍庙;后原址被拆除,另建于现市区安福社区的清风岭。公元1369年,兴化府建制;次年,首任知府盖天麟倡建府城隍庙于现市区梅园路旁,历代均有修缮,目前已是一处省级文保单位。两座城隍庙现都主祀莆籍民族英雄陈瓒。 更早的时候,莆田、仙游、兴化三县的县城隍庙都业已承担起保境安民的职责。南朝时,析南安而立莆田,建县城隍庙于现市区东大路和仓后路之间,清朝截界时曾迁往西天尾镇龙山村,后前址已于近二三十年间拆除。仙游县原名清源县,唐武则天时建制,县衙在今华亭镇后山村新店自然村,县城隍庙亦在此处;唐玄宗时改为现名并迁县衙于今仙游城区,另建县城隍庙于县城西门兜;后因庙址被县实验幼儿园征用,移祀神像于西门兜爱晓协忠庙,供奉唐朝名将张巡。北宋年间,游洋林居裔发动农民起义,后因寡不敌众主动请降,被朝廷招安并在当地设立兴化县,元朝时因山区交通不便,故又将县衙迁至新县,并分别建有新旧县城隍庙:旧庙即现位于游洋镇北的游洋庙,新庙即现位于新县镇中心的新县城隍庙。 到了明代,朝廷政军分置,施行卫所制,即在一府之内设立一个千户所,五府之内设立一个卫。莆田地处东南沿海,向为水路要冲,边防地位尤其显要,又逢倭寇肆扰为患,民不聊生,故洪武年间,朱元璋派遣江夏候周德兴前往福建镇守。周上任后,即在今平海湾、湄洲湾畔修筑平海卫城、莆禧千户所城及若干巡检司,并建有卫、所及吉了巡检司三处城隍庙。清朝截界时,边民内徙,又另建一处所城隍庙(即今鲤江庙)于涵江鉴前。现卫城隍庙主祀周德兴,两处所城隍庙皆主祀张巡、许远。 史海沉浮,几多春秋。从城隍庙遗产纵探莆田沿革,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历史上凡是汉人统治的年代,亦是莆阳古郡的辉煌时期;一旦政权落入外族之手,取而代之的只有沉默与抗争。事实亦是如此:在以科甲及第著称的莆田,“文武两魁”、“魁亚双标”、“一邑半榜”、“东学四园”等巅峰时刻都是出现在唐、宋、明三朝,而元、清却鲜有翘楚;不仅于此,元末的亦思巴奚兵乱及清初为镇压郑明余党而颁布的截界政策,亦对莆田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莫大的制约。在莆田的诸多城隍庙中,祭祀的主神多为杀身殉国的义臣:如安史之乱的睢阳守将张巡、许远,南宋匡扶将倾的陈瓒、陈文龙叔侄等,与其说后人是对他们的满腔勇气有所仰慕,不如说是钦佩于其人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而历代在此间广开教化、爱民如子的奠基者、建设者和守护者们,史书也为他们预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值得一提的是,被封为平海卫城隍的周德兴,当年为了巩固海防,拆除唐建镇海堤的石材作为建筑原料,致使黄石沿海数十村庄饱受潮袭水淹之苦;后周镇守泉州,又以“闽南有五气”为由,破坏该地十八处“天子地”,终致留下千古恶名。看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使是万民敬仰的神祇,亦难以拥有绝对完整和崇高的人格。然而,跳出彼时的语境,其实不难看出,前者应该是周顾此失彼的无心之失,而后者他亦是身不由己地行使君王的命令,而绝非出自本意;最令人感到唏嘘的是,这位朱元璋幼年的玩伴、事业的臂膀,最后竟被前者以教子无方的罪名连坐诛死,到底没能逃脱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悲剧命运。 公元1448年,受元末兵祸涂炭的兴化县,终因户少人寡遭到裁革,结束了长达四百六十九年的浮槎岁月。撤销后的兴化县原辖区分属莆田与仙游两县,从此莆阳城开启了漫长的双城并立局面;直到近年来,又重新划分成仙游、城厢、涵江、荔城、秀屿、湄洲岛、北岸等一县四区两个管委会。但正是有了此前深厚的历史与人文积淀,莆田城在行政上的变动并未影响其“一源双线四脉”的文化传承。 一源即莆田的宗族文化。古时中原逐鹿,刀兵频传,百姓不堪其扰,始有衣冠南渡。士大夫的大量流入,为莆阳文明注入了新的生机;而后偏安一隅的环境为各宗族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生存条件,并最终形成了从族居到混居的宗群生态。 如果说此间氏族宗亲的聚居、迁徙、联姻及繁衍组构出莆阳文明的整体骨骼的话,那么科举文化及妈祖信仰就是它的血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为莆阳学子的腾飞提供了一个公正的平台,“家贫子读书”的理念也因此深入人心;反过来,进士及第的荣誉亦光耀着宗祠的门楣。而荣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妈祖信仰,早已成为前赴后继亿万子民共同的精神窠巢和心灵港湾。 从两条主线又衍生出的文脉、神脉、艺脉和商脉,仿佛是点缀在莆田身上的绫罗、丝绸、首饰与脂粉,加成了这座古城的超凡气质。这四个文化序列在现今的七个县区中都普遍存在,且每个县区又各有所倚重:莆田的文脉主要分布在南北洋、东西乡两大平原区域,即现荔城、城厢及仙游的大部分地方,历史上全市出现过的两千四百多名进士,此间便贡献了近八成;神脉即主要以在贤良港周边兴起并远播的妈祖信仰为主,宗教氛围极其浓厚,朝圣旅游方兴未艾,代表地区有湄洲岛、北岸和秀屿;艺脉则以仙游为最,古典家具风生水起,红木仙作傲视群雄,更有国画、编织、雕刻等工艺亟待发掘;而商脉,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的莆田人闯荡天下的智慧及气度,所谓“谋事无中生有,做事脚踏实地,成事报效桑梓”,著名的莆商输出地有涵江、秀屿、仙游等,其足迹已遍布全球。 从三城鼎立到双邑环卫再到七县拱辰,这其间的每一天既是须臾,又是永恒:所有的荣耀都只有一次,经历过的苦难也不会卷土重来。今天,轻装上阵的新莆田必将以更年轻的姿势,更充沛的活力和更青春的心态,大步登上更高的城墙。这城墙无形无状,却已牢牢筑在每个莆田人的心间,成为梦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