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2年12月26日，福建日报在头版头条以《一个引人注目的家庭工厂》发表了我和报社记者陈宁合写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这样办厂，应该支持！》。评论员文章认为张金秋三兄弟所办的家庭工厂符合党的政策，方向没有问题，并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容许剥削制度存在的，但是，我们的国家，又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容许资金、劳力在一定程度上的流动和结合。对农民在发展生产中出现的雇工现象，要进行具体分析。在爱国守法、劳动致富的前提下，为了扩大经营，雇请少量帮工，也是允许而且必要的。农村个体工商户，雇请少量帮工、徒弟，有利于提高商品率，改变闭塞的格局、狭隘的市场，逐步向专业化、社会化过渡。文章呼吁农村各级领导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眼界，尽快跟上形势。一方面积极扶持像张家三兄弟办厂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经济组织，另一方面认真借鉴他们的经验，对社队工业进行整顿，改变落后，使之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 张金秋三兄弟合办家庭工厂的经验，在全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推动福建的私营企业和社队工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1982年12月19日，省委书记项南还在全国林业发展战略研讨会上表扬了张金秋三兄弟合办家庭工厂，称赞他们离土不离乡。1983年春，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又推广了这个典型。他们所在的榜头公社由于推广其办厂经验，大力发展社队工业，1984年与晋江县棣镇成为全省第一批的亿元镇。 （三）“大力加强检查督促 发现和解决具体问题” 那是1983年春，我一位在厦门大学外文系任教的同学冯寿农告诉我，县林科所归侨、助理工程师韦梓凯因晋升工程师和上报科研成果等合理要求，受到县林业局个别领导的刁难和压制得不到解决，感到很寒心，提出了出国要求。当时我听到这种情况后，心里不是个滋味，觉得四化建设需要人才，党中央三令五申要重视人才，我们放着人才不用，还让人才倒流出国，这还谈得上什么从国外引进人才？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便先后找了韦梓凯、县林业局和科委等有关单位了解情况。 43岁的韦梓凯是福建林学院森工系63年本科毕业生，夫妻都出生在印度尼西亚。1954年后，韦梓凯同三个姐妹和未婚妻，先后回到祖国。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他们5人都上了大学。韦梓凯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仙游县木材公司工作。他在工作中了解到这个县木材较紧张，一年要用4000多立方米的木材去加工包装箱，感到很可惜，便产生了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甘蔗渣制作纤维板的念头。他先后找原农林部设计院、南京林学院、省林业厅的有关单位联系，花了几年时间收集到大量的资料。1976年，他又同另外几位同志一起到上海建设人造板厂学习，在有关单位的支持下，试验成功用甘蔗渣制作纤维板。可是，由于当地财力困难，他的成果未得到推广应用。 1977年至1981年，韦梓凯在母校老师的支持下，先后为仙游县东溪水库和双溪口水库架设了林业集材索道，首次把林业集材索道推广应用到水利工程上去，在水利工程上发挥了其他工程机械所不能发挥的作用。1982年3月，他经县林业局领导批准，受聘到莆田东圳水库，又设计和安装了林业索道，为该单位的加固工程节约投资费用12万多元，节省木材120立方米，少花3万多个工日，缩短两个多月工期。福建林学院已将他在3个水库工程运用林业集材索道的效果，写进大学讲义里。 韦梓凯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早在1960年就入了团。1970年后，他又多次申请入党，但一直未能解决。大学毕业20年来，与他一同入学的，有的已经提了两级工资，而他的工资一级也没提，现在仍只有56.5元，但他没有怨言。一年前，他一家五口人还住在城关镇东风街34号一间又矮又破的小屋里，门口就是厕所和猪圈。母亲和亲人从国外回来，没有地方住，他就把床铺位让给亲人，自己睡在地板上。他不但没有向组织上提出安排住房的要求，还耐心地向海外的亲人解释，消除了他们的顾虑。1982年初，县科委副主任王金春发现他的住房条件很差，便同县林业局主要领导商量，才给他在苗圃安排一套住房。 1982年4月，县职称评定委员会经过研究，认为韦梓凯具有较高的业务能力和技术水平，能独立解决本专业中较复杂的技术问题，并在工作中取得一定成绩，已具备晋升工程师的条件，便请林业局给予上报。可是，林业局拿到他的晋升职称呈报表后，迟迟不上报。四个多月后，评委会主任傅启庆亲自到该单位催办，才勉强上报。后因表格没填好被退还，至今未再上报。1982年12月初，县科委决定把“林业集材索道在水利工程的运用”作为推广应用科技成果上报到省里。莆田东圳水库管理局、仙游县水电局和科委等单位，都在“推广应用科技成果登记表”上盖章签署了上报的意见。可是，县林业局却不同意盖章上报。我走访了仙游县科委、县职称评定委员会、县林业局等有关单位及韦梓凯在福建林学院森工系的老师，不少人对韦梓凯的遭遇表示同情，对县林业局个别领导的刁难感到气愤。 当我在县林科所找到韦梓凯时，只见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含着眼泪说：“我父亲在世时，曾多次对我说过，梓凯啊，在国外哪怕是有鱼有肉吃，但还是不如家乡的咸菜香、萝卜甜。我为什么给你起一个这样的名字？就是希望你能够凯旋回到自己的家乡。可是，想不到30年后的今天，我却违背了父亲的遗愿，又要出国了。人总是有感情的，不是我对祖国没感情想出国。30年来，祖国把我培养成人，送我到大学里深造，我也想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做点贡献，报答党和人民的关怀。我对组织上并没有什么苛刻的要求，只要求把我当一个普通的公民看待。可是，有的人有偏见，连合理的要求也要刁难。现实的处境逼得我不得不走出国这条路了。但有一点可以放心的是：我出国后决不会干任何一件不利于祖国的事。” 我除了将韦梓凯的遭遇向县委主要领导作了汇报后，又执笔写了《归侨知识分子韦梓凯为什么要求出国》。1983年3月7日，福建日报的《福建内参》增刊第11期刊登了这篇文章。6月13日的光明日报《群众来信摘编》和9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主办的《群众反映》第204期也先后转载了这篇文章。9月8日，胡耀邦看后作了批示：“请中组部、劳动人事部再深入查查这两个案子，然后再考虑适当处理。你们两个部要指定专人管这方面的事，至少抓三年，使这方面的工作走上轨道。我现在是到处呼吁：大力加强检查督促，发现和解决具体问题，不作不太解决问题的一般号召、通知和规定。”胡耀邦所指的两个案子，另一个是辽宁省锦州市水利局工程师庞爵华、姜朝丽夫妇被逼离职去港问题。 为了落实胡耀邦的批示精神，1983年10月下旬，劳动人事部和福建省人事局、林业厅，莆田地区以及仙游县有关部门联合组成调查组，到韦梓凯所在单位及相关部门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确认我所反映的情况属实，韦梓凯确实受到歧视和压制。他提出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调查组在向莆田地委、仙游县委、县政府领导汇报调查情况时建议：1、县委应将韦梓凯同志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尽速向劳动人事部、省、地有关部门写出报告，同时，还应引以为戒，进一步对全县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情况进行普遍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妥善解决。2、韦梓凯同志业务技术职称的评定，以及科技成果的认定，请有关部门继续按规定办齐手续，待评定职称工作整顿后，予以办理晋升。3、为了调动韦梓凯同志的工作积极性，进一步发挥他的专长，对他的工作适当调整，请地县先作研究。如无法对口妥善安排，征求本人意见后报省人事局，由省负责调整等。 调查组走了之后，县委、县政府责成县林业局补办给韦梓凯晋升工程师和上报科研成果的手续，并根据韦梓凯的表现和能力，于11月1日任命他为县科委副主任，同时根据他在科技上的贡献，决定给予奖励晋升一级工资。县委书记陈瑞祺等领导还主动找韦梓凯谈心，挽留他不要出国。韦梓凯感谢党组织的关心，打消了要求出国的念头，决心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原想，这件事到此可以结束了，便写了一篇消息《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仙游县纠正一起压制知识分子的错误》。福建日报于1983年11月21日头版头条发表，并配发了《少说空话 多做实事》的评论。我试图通过这篇文章从正面肯定县委和县政府在处理韦梓凯受压制的问题上所做的工作，实际上也是想给县委、县政府一个体面的台阶下。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县林业局有些人坚持认为“我们没有压制韦梓凯。”在呈报科研成果上对韦梓凯多方刁难的副局长，只承认自己“客观上是起了打击知识分子积极性的作用”；另一位副局长直到年底，还当着到仙游采访的光明日报记者王晨和孙月沐的面说：“韦梓凯搞的究竟算不算成果，该不该由我们上报，在我脑子里至今还是个问号。”林业局个别人还矢口否认经调查组核对的事实，并继续散布中伤韦梓凯的讽言冷语。韦梓凯的处境更加困难，向两位光明日报记者表示，如不能调离莆田地区，他只有两条路：一是出国，一是死。 1984年1月9日，劳动人事部向胡耀邦上报了《关于韦梓凯同志受压制情况的调查报告》（劳人科〔1984〕3号），肯定了我反映的情况属实，同时指出仙游县委和县林业局某些领导人，只是迫于形势作了检查，并没有从思想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仙游县有关领导人仍然阳奉阴违，可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阻力之大！拟同意和支持《光明日报》发表一组批评性的报导和评论，请耀邦总书记批示。 1984年1月20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记者王晨和孙月沐的报道《仙游林业局某些人压制助理工程师韦梓凯》，并配发评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继续肃清“左”的流毒》。文章批评仙游县林业局某些人坚持错误，仙游县委亦处理不力，指出韦梓凯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仙游县委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在调查组离县以后，县委虽然做过一些工作，决定提拔韦梓凯为县科委副主任，并给他奖励晋升一级工资。但在去年3月省委统战部领导过问此事后，负责查处此事的两名县委常委连韦梓凯本人都没找过，便把事情拖了下来；在调查组离县后的近两个月里，仙游县委对于林业局某些人坚持错误的态度也没有提出严肃的批评和采取果断的措施；县委内部有些同志对自己的责任认识模糊，甚至有“不要抬了一个再打了一个”这样是非不清的问题。之后，光明日报又连续在头版发表了一些读者来信和全国侨联副主席洪丝丝和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高胡与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 1月25日至29日，仙游县委召开了4天的常委扩大会，认真学习胡耀邦的重要批示和光明日报的有关文章，以整风的精神，联系个人的思想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于1月31日再次向中组部、劳动人事部和福建省有关部门作了深刻的检查。同时对有关责任者重新进行了处理，负有主要责任的一位林业局副局长被撤销党内外职务，另一位副局长受党内警告处分，对其他有关责任者也作出了处理。1984年3月13日，光明日报又在头版头条发表消息《仙游县委重新处理压制打击归国华侨助理工程师韦梓凯事件》，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少作一般号召，发现和解决具体问题》。在胡耀邦和各级领导的重视关心、新闻媒体的推动下，韦梓凯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并被调往漳州工作，其科技成果《林业索道在水利工程的利用》获得省林业技术扩广二等奖，奖金500元。 韦梓凯受压制的情况，虽然只是个案，但在全国却有着普遍的教育意义。从仙游县出现的这件事，可以看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阻力还不小，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一定要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要消除对知识分子的偏见，要狠抓落实，决不能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更不能阳奉阴违，要少说空话，多做实事。胡耀邦正是从党和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上，对韦梓凯的问题作了批示，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3年12月20日，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和统战部按照胡耀邦的批示精神，联合下发了《关于认真检查一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情况的通知》，提出了6项检查内容，要求各级党委都要继续抓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在两三年内做出成绩，使知识分子工作走上轨道。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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