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旗的小说我读的不多，但感觉很有特色，他的小说在叙述方式上很特别，摇曳多姿而又别有深意，在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中，往往隐藏着作者的用心之处，而作品结构上的随意与“空缺”，则蕴含着谜一样的诱惑。或许这与他的创作观念密切相关，在一篇“创作谈”中，他强调了对“离奇问题”的强烈好奇心，以及对这个世界的“不安”，如果说“不安”构成了他对世界的基本感觉，在美学上他则将这种感觉升华为一种“不确定”之美，而“好奇”则不仅蕴含着一个作家对世界的审美态度，同时也包含着作家对文学本身的“好奇”，在小说中，张旗总是在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探索，所以他的作品也总是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与风格，《水中月》、《古亭》、《我在吴厝的时候》这三篇小说，无论在题材还是写法上都大不相同，显示了作者艺术探索的多向度。
　　《水中月》在题记中就指出，“这篇小说戏拟冯梦龙编著的《醒世恒言》第三卷《卖油郎独占花魁》”，不过这篇小说“戏拟”的方式很特殊，它并不像其他小说那样“反其意而用之”，从另一种视角讲述这个故事，或者将之与现代故事相互交织，穿越时空，赋予这个古老的故事以新意。这篇小说的特点在于，它将古代故事与现代故事打成了一片，我们置身于一个虚拟的时空之中，在这个时空中，古代的临安就是现在的都市，古代的卖油郎穿行于现在的故事中，他的花魁娘子王美则参与了舞蹈节目《水中月》的排练，小说将《水中月》的排练、心理医生、电视台、剧场、报纸新闻等现代生活的元素融入其中，但又与“卖油郎”的故事紧密联系联系在一起，让人在错乱的时空中感受到了一种不确定感，而这种不确定感又与小说所要传达的主题——“水中月”的虚无感相互呼应，让我们看到了爱情的不确定、自我的虚无感，以及《水中月》排练、演出过程中的变故所折射出来的世情。
　　《古亭》是一篇带有先锋色彩的小说，小说从“一个可怕的念头”开始，将小吃店的生活场景在梦境中演绎成杀人事件，进而在现实中探寻这一暴力的可能性，从读关于复仇的书籍，到以邻居家的小猫作为实验对象，小说的主人公在这一念头的纠结中愈陷愈深，而在故事的张力即将冲破底线之时，“古亭”中老人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意料不到的结局，面对这个请求他杀死自己的人，小说的主人公反而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了，这一悖反式的结局不仅显示了主人公面对现实的无力，而且让人们看到梦境与现实的距离。小说在氛围的营造以及故事的推进上较为成熟，不过整体上似乎也只是环绕主题的玄思。
　　与以上两篇作品相比，《我在吴厝的时候》显得更加成熟，这篇小说以一种别样的叙述方式切入现实，向我们展现了作者眼中的真实世界。如果说《古亭》、《水中月》仍带有先锋小说的实验色彩，尚不能有效地组织起作者的现实经验，那么在《我在吴厝的时候》中，作者则将这种色彩带入了现实世界之中，所以小说中所呈现的艺术世界，是一个融合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多层次的世界，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及其中的缝隙、空白，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与深意。
　　在现实故事的层面上，小说讲述的是“我”到吴厝去做保姆的经历及其所见所闻，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我”是一个失业了半年的女工，阿伟介绍“我”去吴厝，服侍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吴金贵。吴厝是一个小村镇，“老吴家在吴厝还不是首富，……他家房子在小镇里也不是特别突出，在吴厝像这样五层楼小洋房比比皆是。”而吴厝之所以如此富裕，就在于他们有很多人出去承包医院，“刚开始，他们只是租个地方开个门诊部，治疗皮肤病和性病。很多人爱面子，不敢去正规医院，都找他们。接着，他们就去承包医院里的科室。再接着，他们设法打通关系，承包起整个医院，或者自己盖个私立医院。他们从小摊位开始，到给医生洗脑，做市场调查，招募善于攻关的人才等，有一整套相当完备的经营模式。”——这里所讲述的是一个财富的故事，我们看到的虽然是农村，但已经不同于内地处于“三农”问题之中的贫困乡村，而是先富起来的沿海村镇。在文学作品中，对于这样的农村尚没有足够的反映，对于其中所存在的问题也缺乏思考，《我在吴厝的时候》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对这样一种乡村的描绘，而这种描绘是在两种关系的对比中呈现出来的。
　　第一种关系是这种村镇与城市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吴厝的人所从事的并非传统农业，而是“去城市里承包医院”，是以“老板”或主人的身份进入城市，并发展起一个产业，而吴厝则只是一个消费或养老的地方，是一个空心化的村庄。他们以承包的形式将医院“私有化”，这样不仅医院成为了发财致富的工具，这里外出的村民也成了凌驾于城市之上的“能人”或资本家，这打破了一般人们对城乡关系的定位与想象，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与城市的关系是并不稳定的，这些呼风唤雨的大人物“每天都要订一张去国外的机票，到了晚上又取消掉，有个保镖专门负责此事”，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行走于法律边缘的恐惧与脆弱。第二种关系是这种村镇与内地乡村的关系，这突出地表现在老吴与“我”的关系上，“我”是来自四川乡村的打工者，而老吴则是拥有别墅与资产的大老板的父亲，“我”受雇于老吴，也形象地表明了不同地区的乡村之间的等级与雇佣关系。不仅如此，内地的乡村也会通过城市与吴厝发生关系，小说中“我想，我母亲的病说不定就是在他们这种医院看的”，也让我们看到这种“医院”不仅在损害城市，也在损害着乡村。
　　在吴厝这个富裕起来的村镇内部，也有很多耐人寻味的现象，最突出的是人们道德伦理的变化，而这主要表现在性与钱的态度上。小说中写到外出的“男人有几个女人，这不奇怪。每年春节回老家，他们都把她们集中起来，每个女人都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大堆，大家看上去都乐呵呵的”儿子将来教训他的父亲带到声色场所，“给他上了一节课，令他一下子变得开窍起来。回到吴厝后，他对别的老头说：‘这一辈子，我们都活错了。’”在一个老人的生日宴会上竟然也请来了跳脱衣舞的地下歌舞团，“大家都像看戏一样，老人、孩子、妇女，没有一个人觉得这不得体，有伤风化”，在这里，传统的道德伦理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富裕起来了的村民以这样的方式表达着他们的自由与空虚。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自由”也在损害着他们自身，小说结尾处我接到阿伟的短信，暗示着“小儿子的第四个老婆”妮娜走到了出轨的边缘，而这也可以说是对这种风气的反抗或反讽。而对于一个因与同村妇女通奸而跳楼的人，老吴说，“那个人根本不用跳楼，只要赔点钱就没事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钱已经可以弥补道德损失或者转变道德标准，但跳楼事件的发生也说明，在此人的心中仍然有过不去的坎儿。而老吴虽然对“我”不无性的暗示，但面对村长赤裸裸的挑逗——“嗨，把浴巾脱掉，我给你一千块。”老吴竟然勃然大怒，反唇相讥，“你把裤子脱了，我给两千。”——这也可以看出，在他的心中良知并未泯灭。
　　小说通过“我”在吴厝的经历，向我们呈现了作者对这个富裕村镇的观察与思考，在故事中，“我”连接着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吴厝，另一个是“老公”、吴莉、阿伟所组成的生活世界，在这些不同生活空间的交织与对比中，小说表现了吴厝这个地方的新奇之处，而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经验”。在艺术上，作者并未以戏剧化的故事结构全篇，而是以散点的方式将不同的生活故事和细节组织在一起，细密而扎实，同时在叙述上也颇有个性，有一种特殊的语调，读来轻灵别致，与所述的内容形成一种微妙的反差，而小说在不同人物、故事之间的跳跃，也让我们看到了“先锋”在面对现实时所可能具有的自由与洒脱。

       （评论作家：李云雷，《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