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19日，本报刊发蔡平中《千年古刹龙纪寺探秘》。近段时间，笔者几位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实地调查考证，又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理清了这座建于唐代，并由唐昭宗敕额的仙游龙纪寺的发展脉络。

  有关龙纪寺(又称龙纪院）的文献记载主要出自明《游洋志》（又称《福建兴化县志》）、明弘治陈迁著《仙溪志》、明《重刊兴化府志》、明《八闽通志》、清乾隆《仙游县志》，这些志乘均明确指出龙纪寺所在位置是今钟山镇湖亭村境内，但未提到建寺的时间。此次调查发现的《莆田戴氏联谱》明确指出龙纪院是由莆田县常泰里莒溪始祖戴薜之孙捐资兴建的，曰：“唐龙纪元年（889年）孙戴升、戴元宝抽金捐产建立‘龙纪院’，为布金之地，孙戴子安也施田二十亩，分为‘幽峰’、‘碧岩’、‘建隆’三院。”这与上述志乘记载的“唐昭宗赐额曰‘龙纪'”相吻合，由此可以确定，建寺当年唐昭宗即以龙纪年号为其赐额。

  《莆田戴氏联谱》又载，“先世谱牒藏于龙纪影堂，宣和二四年（1122年）厄于回禄（火灾）。”“七十四公，名天泽，一子行七十九，前娶妣陈氏……葬兴化县何岩龙纪院东北路后。”此处“何岩”标名为“兴化县”行政区范围（今钟山镇旧时属之）。又载：“复古，七十九公长子……传诵联云：亭居云邃接，九鲤以通真。”常太莒溪戴氏不仅把族谱这么重要的文书存放在龙纪寺，而且把传诵的对联与九鲤湖联为一体，把祖墓建在龙纪寺边上，可见常太莒溪戴氏已经把兴化县何岩龙纪院当作戴氏家庙，把龙纪寺及其周边当作自家的领地，把何岩、九鲤湖地域当作莒溪的人文范围。

  根据戴氏族谱，笔者对蔡襄与龙纪寺的关系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1048年10月，蔡襄回到故里为父守制三年，期间他登上何岭游览九鲤湖。据清乾隆《仙游县志》收录宋兴化知县黄録的《九鲤湖记》“今之游者皆以寺为宴息之地”，就是说到九鲤湖的游客大多食宿在龙纪寺。而蔡襄照例住在龙纪寺，从而写下《游九鲤湖》《题龙纪僧室》诗。在龙纪寺蔡襄得知建寺的功德主为莒溪的老朋友戴处士的先祖，决定顺道拜访，并写下《书戴处士屋壁》诗（《蔡襄全集》题为《书谯国评事壁》）。

  《题龙纪僧居室》:“山僧九十五，行是百年人。焚香犹夜起，憙酒见天真。平生持戒定，老大有精神。须知不变者，那减故时新。”写出了龙纪僧喜酒的率性与天真，提出了减故革新的思想。《书戴处士屋壁》：“长冈隆雄来北边，势到舍下方回旋。三世白士犹醉眠，山翁作善天应怜。如彼发源今流泉，儿孙何数鹰马然。有起家者出其间，愿翁寿考无穷年。”这首诗既写出了九鲤湖山势的雄伟，又写出莒溪的地貌特征，同时表达了对戴处士家虽然三代以来没有当官，却能弘扬先祖捐资兴建龙纪寺的传统美德，接续做善事、行义举精神的赞美之情和良好祝愿。

  同时在明《重刊兴化府志》查到了郑樵为建于龙纪寺右侧的兴化县令邱铎生祠写的《邑令尹丘君铎生祠记》，全文约有600字。文曰“君之泽如洪流行于地中，在川盈川，在泽盈泽。勿谓兴化小邑如是，以君牧千乘，师长百僚，亦如是而有加。君之令闻，千里芬香。谈君之美者，如观溟澥；自津者知津，由涘者知涘。海内之遇，我知有君，君知有我。君以绍兴十年冬来作斯邑……其词曰:‘山不易高，海不易深。彼美君子，如玉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文章颂扬了这位亲民为民好官的优秀品格，表达了民亦爱之的思想感情和“我知有君，君知有我”的深厚情谊。

  调查中还发现了《圭峰文集》收录元代著名诗人卢琦《游龙纪寺和朱原道都事壁间韵》诗：“朱侯人物何奇哉！想君豪气凌紫崖。当年同游龙纪寺，为爱叠嶂青崔嵬。骚坛贾勇树旗帜,锋刃凛凛谁能摧？花骢不乘岁月晏，落华几度委苍苔。人间万事总非昨，江南江北多尘埃。客若远公流我非，渊明才相逢底用。结莲社握手，一笑倾瑶杯。平山有雅怀，访我向岩隈。龙王祠前白波吼，真人阁外红蕖开。彩云翩翩在足底，岂若海上寻蓬莱？人生出处莫浪计，世路咫尺生烟霾。拔剑忽起舞，长风天上来。吁嗟！壮士焉可得？题诗欲寄歌风台。”诗中回忆了当年与朱原道同游龙纪寺的情形，所提到的“叠嶂”即何岩的景致，龙纪寺内有亭曰“莲社”县令邱铎为之题匾，诗中“莲社”所指即是，“龙王祠”“真人阁”“蓬莱”均为九鲤湖景点。

  在此次调查考证中找到了一批之前尚未发现的文物。主要有，寺边一口圆形石槽，上刻“幽峰院僧   舍财造，甲辰年记□□”等字样。经查《八闽通志》“幽峰院、碧岩院、建隆院……常泰里。明代三院俱废，不知所踪。”从中可以看出，莒溪戴氏捐建的龙纪寺与幽峰院二者之间的关系。《千年古刹龙纪寺探秘》文中提到的“白莲塔”建造年代确认为至元甲午年（1294年）由“来苏里明通社信士谢宝孙舍财金造”。一块长方石板，刻有两只掌印，十指赫然。推测很可能是“摩尼教”象征物，这是色目人驻军龙纪寺时留下的明教象征浮雕。一块刻有“了空塔”字迹的石块，说明古时有此石塔，所葬应为寺院住持。一座明代木制香案，刻有“大明万历岁次癸丑（公元1613年）季冬”等字样，证实了明万历年间龙纪寺的存在。一块石板上刻：“光绪乙己（1905年），当院宗长、宗贤、若皆、若贤等共收口会剩利，铺砌此口，福利存亡，募首住持沙门元秀记。”“宗长”一般指德高望重的男性长辈，从这几位寺僧法号可以推断他们应该是男性僧侣。

  有关龙纪寺后来为何易名“龙屺院”问题，在查阅的所有史料中均未发现“龙屺院”这一名称。现场调查发现了几件与其名称有关的物件：龙飞岁辛亥（清宣统三年，1911年）孟冬龙屺院伽蓝爷灵签之图签牌；民国戊辰（1928年）僧人海会塔；民国巳卯年（1939年）龙屺院祖师牌，供奉的祖师是比丘尼；民国辛巳年（1941年）龙屺院大殿牌匾。

  根据上述物件可以发现，1905年住龙纪寺的还是男性僧侣，而1911年孟冬却首次出现了“龙屺院”的名称，1939年出现了比丘尼祖师牌位。是否可以推断，1905-1911年间龙纪寺遭遇过重大事变，而后进行了重建，重建后的龙纪寺由比丘尼入住，并把原“龙纪寺”易名为“龙屺院”。

  根据文献及文物实证可以梳理出龙纪寺的发展脉络：始建于唐代并受唐昭宗赐额；宋代具备一定规模，成为九鲤湖游客的食宿之所，宣和24年因火灾局部受损；元代规模宏大，成为驻军之所，后因战乱被毁；明宣德间重建，后又没落；清朝末年重建，并易名为“龙屺院”。

  综上所述，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各个时期的文物，都充分证明，现今的钟山湖亭龙屺院便是始建于唐代的龙纪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