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号。那年我还在读小学，并且亲历了“大跃进”。在 “大跃进”的年代里，提出了“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豪迈口号，我虽然才十来岁，作为社会的一员，也就投入到了“大跃进”的洪流中。 全民炼钢。为实现超英赶美，全国开展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机关撤销了星期日，服务行业实行一天24小时营业，号召全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干、苦干、拼命干。接着，机关、学校、农村、工厂、企事业单位，一座座小高炉拔地而起，高炉群遍及城乡。别看我们年纪小，同样也投入了大炼钢铁的运动中。在沁后小学，教师厨房前的空地上，也建起了一座小高炉。我们小学生与几位老师一起，每人带着一个洗脸盆，来到枫林小学前的小河旁去淘铁沙，铁沙是沁后大队和枫林大队的社员，从涵江三江口徒步挑回来的。然后一小部分挑回沁后小学，绝大部分用于梅岭、林外的十几座高炉炼铁。炼铁是要用木炭的，大人到萩芦梅洋去烧炭，学校也安排我们到“明厝祠”（沁后与渭阳交界处的一座道观）旁边砍树烧炭，而且还日夜轮流守在炭窑旁。尽管举全校师生之力，钢水仍然没有奔流。用当时的话说，没有炼出钢水就是“炼乌龟”，炼出了钢水才叫“放卫星”。最后老师只好动员学生，把家里的铁件尽量多一些带到学校。当时我背着母亲把一支小铁锤偷偷地捐了出去，其他的小同学同样也拿来各式各样的小铁件，放入炼钢炉，烧成废铁渣，后来还虚报炼出钢铁153斤，向梧塘学区报喜，掩盖了劳民伤财的真相。 围剿麻雀。当年提出：限期消灭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把麻雀定为四害之一加以围剿，县里动员机关、学校、干部、职工、公社社员、居民、学生等全体出动，大打一场围剿麻雀的人民战争。那时，每个山头都布满了人群，人们敲锣打鼓，网袋、竹竿、火药枪等一齐出动。我们小学生被安排在田野中间敲打脸盆，庆幸的是邻居蔡金训技术好，用火药枪打死三只麻雀，也算战果辉煌，于是生产大队向涵江人民公社除四害指挥部报喜。 告别扁担。一天，接到县里通知，把各种车子（汽车、自行车、手推车等）全部集中到梧塘“墓灵池”大广场，召开“告别扁担万人誓师大会”。会上，人民公社社长作动员报告，宣布：“从即日起告别扁担，把扁担放进历史博物馆，并从即日起实行车子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会后，生产大队强调每家每户都要有 “鸡公车”（即独轮车），由于政策“左”得太离谱，社员们做不到。他们还是用扁担挑肥下田、挑秧插禾、挑番薯苗上山栽植等，告别扁担成了空话，扁担仍然是农村里不可缺少的劳动工具。 大办公共食堂。在“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的思潮里，有人提出“千斤稻、万斤薯（亩产1000斤谷，亩产10000斤番薯）”“一担肥一担粮，1000担肥1000担粮”等一系列的大跃进口号下，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浮夸风。在报纸上刊登了某地亩产水稻10万斤的报道，我们公社也报了亩产2000斤（按照当时的水稻产量仅亩产500斤）。后来，听大人在院子里议论，为了欺骗上级，有的生产大队特地安排社员，三更半夜把另外几块地里的水稻都移到一块地里，堂而皇之地做给参加“现场会”的领导看。“现场会”后，主办单位的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每人还获得一块上海牌手表的奖励。既然各地“大丰收”，上级决定以生产队为单位，大办公共食堂。并宣布：“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萌芽，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饱饭。”这样一来，一个生产队，方圆几里，几百人集中在生产队队部开饭，因为米饭过硬，老人小孩吃不下去，苦不堪言。吃了一两个月之后，生产队就没有粮食了，接下来，天天就是包菜（卷心菜）和“地瓜干”一锅煮，再后来出现了大面积水肿病人，公共食堂只好解散。 这些事例，是“大跃进”年代的一些小片断，如今早已成为历史，只能留在六十五岁左右人的记忆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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