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是我们学习和成长的地方，它伴随着我们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的花样年华。每个人对学校都有一份特殊的感情，都有一段美好的记忆。所以人们把自己学习、生活过的学校称之为母校。 中国古代学校一般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类。官学有太学、国子监、泮宫、府学、州学、县学、卫学等。私学有书堂、书斋、精舍、门馆、书塾、书院等。除此之外，还有民办官助，官办民助的书院、社学、义学等。不管是官学或私学，它们都是中国古代培养人才，宣传教化的基地。正如《孟子》一书中所载：“设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自古至今，教书育人是学校的特殊使命，多少千古伟人便是从学校走向更广阔的历史空间，于是便有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官学的演绎变迁
周代学校教育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并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学校教育体制。《古今图书集成》载：“周承四代之制，立四学于京师，辟雍居中(即成均) ，东胶在左(即东序)， 瞽宗在右(即左学)，虞庠国之西郊，其在侯国之都者曰泮宫，自乡遂而下，则庠序并设。”由此可见，西周的学校，大致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级。国学包括京师的四学和泮宫，乡学指“庠、序。”“学在官府” 是西周教育制度的主要特征。教育内容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主体。”“礼” 包括政治、道德、行为习惯等内容；“乐” 包括音乐、舞蹈、诗歌等内容；“射” 是射箭技术训练；“御” 是驾驭战车技能培养。上述四项称为“大艺” 在大学阶段要深入学习。“书” 是识字教育；“数” 包含数学等自然科学技术及宗教技术的传授。“书” 与 “数” 称为“小艺”， 是民生日用之需，是小学阶段必修课。“六艺”教育的特点是，文武并重，知能兼求。辟雍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泮宫是西周时期诸侯所设的国学，其规模小于辟雍大于乡学。 汉代，中央官学主要是太学，设在京城长安。地方官学按行政区划设立，在郡国称为学，在县称为校，在乡称为庠，在聚称为序。太学的主要教学人员，汉代称经师、博士。秦代的博士掌图书，议政事，备顾问。汉代的博士在太学传授儒家经典，兼任国家顾问。东汉设都讲，是博士的助手。晋代设立国子学，与太学分立。国子学祭酒成为高等学府的校长。又设助教，协助博士的教学活动。 唐代以后，正式设立国子监，作为高等学府的主管机构。祭酒以下设司业(副校长)，监丞(训导长)，主簿(教务长) 和教授、直讲(讲师) 等教职人员。 汉代诏令，六百石以上官员子弟可以入太学受业。西晋设立国子学是皇亲国戚的子弟学校，唐代的国子学只吸收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学。宋元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也可入学。明清两朝国子监从全国各地学校的生员中吸收监生。 明洪武二年(1369) ，朱元璋诏谕曰：“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在朝延的推动下，学校教育得到较快的发展。明清时期，中央有国子监及宗学，地方有州学、府学、县学，边疆及特殊地方还有卫学。地方各学校互不隶属，皆有选送学子到国子监的资格。
“私学” 的演绎变迁
到了汉代，私学分成两部分，一是以启蒙教育为主的书馆、学馆。另一是传授经学的经馆、精舍等。唐代，有些儒者受佛、道寺庙的影响，“往往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朱熹《重修石门书院记》)。在这些私学的基础上又催生了另一种教育形式——书院。书院到宋代开始兴盛起来。书院以讲道明理为宗旨，学术研讨与教学相结合，通过“会讲”， 开展学术交流。“会讲” 是书院交流不同学术观点的主要形式。“会讲” 遵守“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的原则，以求同存异为目的。书院提倡师生间诘难。如《礼记·学记》所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书院有一套较成熟的教学行政组织，主持人称山长、山主、洞主、洞正或堂正。还有副山长、助教、书讲等教职人员。 元代，至元二十二年，元世祖诏令，由政府向书院委派山长，把书院纳入政府控制之下。明代的书院分为考课式书院与会讲式书院两种，而以会讲式书院影响最大。清代前、中期，书院是在清政府严密控制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清代的书院可分为四类：一是考课式书院，以习八股文，应科举为主；二是以习古文义法为主的书院；三是以考据经史，整理古籍为主的书院；四是以经世致用为主的书院。书院在宋代得到发展后，到明清时期，有些书院向官学转化。 清代，“私学” 影响最大，它不仅是一般士子的预备学校，更是基础教育的场所。有富贵人家在自己家设立的“私馆” ；也有贫寒人家联办的“村塾；”还有教师自己开办的“门馆”。 从知识程度来看，大致可分为启蒙教育的“私塾” 和专经教育的“经馆”。 清代地方学校比较有实际作用的还有社学和义学。社学始于元朝，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奉诏立社学。境内乡村凡50户立为一社，每社设社学一所，收农家子弟于农闲时节入学教读。《社学要略》称：“乡间社学以广教化，子弟读书务在明理，非必令农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笫也。”明清时期，社学、义学得到发展，并开始与县学、州学衔接。 清末， 1898年的“维新运动”， 带来废科举，倡新学的浪潮，在欧风西雨的冲击下，随着西学东渐，历经几千年的封建“官学“、“私学”日益衰亡。各地出现了“家家言时务，人人读西学” 的情景。全国各地开始兴办近代教育，新式学堂随处可见。光绪二十八年(1902)，《钦定学堂章程》中称学校为学堂。辛亥革命后，教育部公布新学，“学堂” 一律改成“学校”， 并一直沿用至今。
莆阳学校演绎变迁
莆田官学始于唐代贞观年间(627～649)，在县治所在地设立的夫子庙学，唐名臣张九龄还为之题写门额。官学具有较完整的教学设施和正规的教学秩序，是莆田古代教育的中心。 蓬勃兴起的官学和私学，促进了莆田教育的普及，培养出了许多着名的文人墨客和官员政要。欧阳詹、黄滔、徐寅等以诗文名重当世；翁承赞、林蕴、陈峤等以治绩蜚声遐迩。 宋代，莆田教育进入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宋咸平元年元年(998)，兴化人方仪、陈翊等诸生捐资30万缗，购地于郡治东南处创办兴化军学(今莆田擢英中学校址)。后屡经扩建，到宋绍兴十九年(1149) 办学高峰时期，有学舍480余间，参加兴化军贡试的学子多达6000余名。此时的兴化军学“制度宏伟，雄冠一时”， “学宫壮伟，甲于闽郡”。 尽管官办学校规模宏伟，雄冠一时，但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则根植于民间私学教育之中。宋代，莆田书堂、书院之盛冠于全闽。或称精舍，或称草堂，或称义塾，或称学馆，皆有名儒讲课授业。大学者杨在尧、林迪、林光朝、郑樵、郑厚、朱熹等都曾在莆田一些书院收徒讲学。据方志记载，宋代莆田规模较大，影响较远的书堂、书院有30多所。如郑耕老的郑氏书堂，理学大师林光朝的红泉义学，郑樵的夹漈草堂、芗林讲堂，陈宓的仰止堂，仙游的东山书院，会元书院等。 明代，莆田官学得到很大恢复和发展。共有府学1所，县学3所，卫学1所，书院10多所，学馆20多所。明正统四年(1439)，兴化知府奉朝廷礼部令，复设社学，仅莆田县就有社学62所。清代，书院、私塾更盛，并且布点逐步向偏僻的农村扩展。正如清代诗人林津诗中所赞：“文献邦称古有名，参差红蓼映江城。海滨邹鲁遗风在，何处不闻弦诵声？” 清末，在欧风西雨的冲击下，传统的教育体制已日益不能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维新运动”，废除科举，推行新政、新学，进一步促进了莆田教育的发展。办学堂，开民智是“维新运动” 的重要活动内容。随着西学东渐，清同治六年(1867)，西方传教士就在莆田南日岛设立“草湖义学”。此后，教会先后在莆仙各地创办了10多所教会学校。如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美国传教士蒲鲁士改培元书院为培元西学堂(后为哲理中学)。这是莆田第一所新式全日制中学。光绪二十六年(1900)，莆田知县吕兆璜在城里风山寺创办官立小学堂。莆仙两县还积极鼓励私人办学，有志之士创办新式学堂风靡一时。据《福建教育发展史》统计，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兴化府有小学堂26所，约占全省百分之二十三。随着教会学校、官立小学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中学的兴办。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兴郡中学堂” (莆田一中前身) 成立。它是兴化府第一所官立中学堂。至辛亥革命前夕，莆田县共有各种学堂32所，仙游县29所，初步形成了近代教育网络。民国元年(1912)，学堂易称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公立、私立学校实行“维持原状，逐步改造” 的方针。并在农村倡设民办小学、农村夜校，鼓励广大工农大众学习文化及科学知识，群众性办学热情空前高涨。莆田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据统计1965年莆田共有学校2062所，在校学生37万人。50年代，在“地瘠栽松柏，家贫子读书” 精神激励下，莆田学子勤奋刻苦，努力奋进，高考成绩连年名列全省前茅，荣夺“高考红旗” 桂冠，再现文献名邦风采。这就是莆田人引以自豪的“学校”。2002年3月21日，经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莆田学院成立，终于圆了莆田人世代期盼的拥有本科大学之梦。 历史变迁，朝代更迭。“学校”作为为社会培养、输送人才，为人类社会文明提供精神食粮的基地，也随着历史的浪潮滚滚向前，并不时飞溅出一朵又一朵绚丽的浪花，为祖国争光，为人类添彩。这也许就是学子对母校难以割舍的情萦，这也许就是一代又一代文献名邦子民心中的圣地，这就是“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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