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2004年国安俱乐部北京现代队客场与沈阳金德队一役，主裁判周伟新场上的“表演”惹恼客队，于是出现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史上首个“罢赛”事件。7年后，站在辽宁丹东的法庭上，周伟新承认这场球他收了沈阳队20万元现金。 北京国安俱乐部原总经理杨祖武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时，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他说：“中国足球就像没有灵魂的暴发户。看到南勇、谢亚龙、周伟新、陆俊等人的下场，又解恨又可怜他们。但如果不探索建立健康的足球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会有新的南勇、周伟新层出不穷。” 在杨祖武近40年的足球生涯中，见证了中国足球从濒临死亡到职业化初期的火爆，以及“假、赌、黑”盛行后的衰败。 杨祖武说：“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不少足球比赛，几乎是门可罗雀。在广东举办的全国足协杯赛，一场比赛仅有不到百名现场观众，两支参赛队的门票分成款各自只有几十块钱。”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杨祖武出任北京市体委足球班的班主任，下辖男女足球队和后备队。杨祖武回忆说，当时仅靠体委的拨款根本没法生存，只能到处化缘找赞助。当年的北京男足就先后冠名过北京雪花、北京万宝、北京神州等，一年也只能获得一二十万元的赞助款。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迈入新的阶段。经过一年多酝酿，甲Ａ职业足球联赛正式推出。奖金、外援、主客场、升降级、国外大品牌的冠名赞助等改革措施接连出台。北京国安、四川全兴、上海申花等一批披上职业化战袍的俱乐部参与联赛，高峰、高洪波、郝海东、范志毅等球员成为人们追捧的明星。 几年间，中国足球迎来了黄金岁月，北京、成都、西安、上海、广州等金牌球市应运而生。世界第一运动在中国焕发出巨大的魅力。但这样的好日子仅仅过了四五年，便迅速因缺乏核心竞争力和良性机制而触顶下滑。 杨祖武说：“我感觉转折点就是1996年原亚洲足联第一副主席、中国足协副主席许放的去世。他和王俊生搭档启动了中国足球的职业化进程。可惜，他不到50岁就去世了。尚未成熟的中国足球改革，还没有构建起自己的价值观，更没有搭建起有效的监督机制，迅速在这个被金钱和荣誉包围的名利场中迷失、堕落。” 7年前，杨祖武是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兼教练组组长，亲历了当年的“罢赛”事件。这位64岁的老人谈及足球生涯中的这一惊心动魄的一幕，至今仍然愤怒不已。 2004年10月2日晚，沈阳金德队与北京现代队比赛的前84分钟，双方战成1：1平。第84分钟时，沈阳队15号张杨带球突入禁区，在与北京队3号张帅的拼抢过程中摔倒。主裁判周伟新立即判罚点球。此举引起了北京队队员和教练的强烈不满，所有场上队员当即退到场边。 作为北京队教练组组长的杨祖武认为本队遭遇不公正判罚，在现场情绪激动地用手机分别给中国足协领导和俱乐部高层打电话请示如何对待本场比赛。 杨祖武当时打完电话后即指示所有球员离场。20时46分，北京队全部教练员和运动员都走进了休息室。根据相关规则规定，离场超过5分钟即被判为罢赛。20时51分，比赛被宣布结束，并按照罢赛规则，沈阳金德队以3：0获胜。 杨祖武回忆说，当时在裁判的“刺激”下，球队上下都愤怒到了极点。如果继续踢下去，担心球员们会失去理智，导致不可预料的恶性事件发生，产生更坏的影响。“同时我们也想以这样激烈的方式向黑哨抗争”。 10月4日回到北京后，杨祖武曾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并发出警示说，中国职业足球已到了崩盘的边缘。记者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办公室，这位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参与了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全过程的足球老人，在谈及中国职业足球所面临的危机时，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回首往事，杨祖武激动地说：“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职业足球就开始受到各种丑恶现象的渗透。我们最初听到和见到的变化就是从裁判开始的。一开始裁判的要求还仅是吃好一点住好一点，但慢慢就有一些俱乐部给裁判送钱，这一下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贪婪和欲望的魔鬼将中国足坛整得乌烟瘴气。之后，有的球员打假球、甚至赌球，有的俱乐部老板也赌球，中国足球的溃烂面越来越大。1999年的渝沈之战、2001年的甲Ｂ五鼠事件，就是这些丑恶现象肆无忌惮的丑陋表演。” 杨祖武说，最可惜的是2002年浙江绿城队和广州吉利队掀起的扫黑风暴，但最终只有一个龚建平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而更多的黑哨给中国足协交回从各俱乐部所拿的“黑钱”后，就既往不咎，重回赛场。中国足球错失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清理门户的时机。此后，中国足坛的“假、赌、黑”现象丝毫没有得到抑制。 杨祖武说，现代职业足球的发展之路其实并不复杂，国际足联以及许多国家的做法非常成功。借鉴他们的经验，结合自身的特点，总结以往的教训，在拥有13亿人口的大市场上，走出一条既能出成绩、又能在市场中获得丰厚回报的中国足球之路是完全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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