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调福州后，祖父除了完成教学、编辑、科研等工作外，一直坚持一线临床，以丰富的临床经验得到百姓和医界同仁的赞誉。如1958年福建某高校教授，昼夜尿量多达万余毫升，自觉身热难忍、喜饮冷水等症状，曾赴北京、上海诊断为“尿崩症”，采用“脑垂体后叶素”治疗，不能停药，极为痛苦，后住入省人民医院，请祖父会诊并应用“补肾宁心，调燮阴阳，引火归原”的中医辨证论治之法，方用“加减还少丹”二十余剂后症状消失，停用“脑垂体后叶素”后，症不再发。又如1961年福州军区总医院一位抗日战争时期从事医药卫生工作的八路军女干部，因患严重的肝病，遍寻名医治疗无效后，请祖父应用中医辨证论治后痊愈，她特送一幅福州雕画盛赞：“李健颐老先生：肝魔缠身，寻遇良医，药进病消，深深感激。福州军区总医院，徐子英赠，1963年元旦。”尤其是古稀之年承担恶性肿瘤中医辨证论治课题后，夜以继日泡在病房观察病人，坐在桌前查阅古今文献，提出了“扶正与祛邪”的法则。更可贵的是祖父当时已经是名载医史的大医了，还不耻下问，收集民间草药治疗经验用于临床。如“用肺形草治疗肺痈”、“野芋根治脑后疽”、“龙芽草治痢”、“四季春治白喉”、“独脚莲治瘿瘤”等。故他的学生胡中梁主任曾书文称赞：“李健颐先生行医临症，辨病精到，思路开阔，立方严谨，对于疑难杂症，常能应手之得。”
　　祖父一生着作颇丰，有《鼠疫治疗全书》、《汉药便览》、《痘疹汇参》、《生理新诠》、《内经知要白话解》、《四诊概要》、《临床医案笔记》、《病例论文汇集》、《金匮方歌捷径》、《伤寒方歌捷径》、《温病方歌捷径》、《杂病方歌捷径》等书，为中医药界留下一笔宝贵遗产。
　　上世纪二十年代祖父医名大躁，省内外许多百姓不远千里跋山渡海慕名求医，又加上岛内渔民长年远离陆地海上劳作，为了方便病家携带及服用，祖父于1921年在平潭五帝庙街创办“余庆堂制药局”，祖父根据家传验方及自己在临床实践中有效方剂，精心制成中成药。主要有“百灵丹”、“万应散”、“清嗽粉”、“疟敌”、“疥灵膏”、“李氏千槌膏”等。尤其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他看到了西医在治疗疾病方面的许多优势，认为“今日西医发明注射，诚大有功于后世也。”并大胆设想“西药既可制药，岂中药独不能哉？”“每有思将其汤方之煎剂，化为注射液，可以补救服药不及之弊”。于是，他潜心研究，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将自创“二一解毒汤”在“余庆堂制药局”精制为“二一解毒注射液”，大胆创新中药新剂型—中药注射剂，具有十分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如祖父所言：“不特可以补助中药不及之弊，且可启中药注射之新法，而抵塞西药之漏卮也”。

　　执着中医图救亡  良师心诚植桃李

　　祖父一生非常热爱中医事业。尤其是1929年2月南京旧国民政府在汪精卫支持下通过了余云岫等提出的“废除中医药案”。他忧心如焚，曾赋诗言志：“精卫余岩竟反本，疯狂倡议废国医；妄谓中医不科学，蔑视中药如污泥……若非中医精燮理，何以五洲难攀跻；黄农灵爽实凭鉴，利赖伟人出起哀。”当时祖父立即愤起书文：“中医果真失败耶？”在上海的《卫生报》37期发表。同时祖父还积极参加、组织了许多中医救亡组织及社团。祖父和郑芷源先生于1929年3月初发起成立平潭医学会，以平潭医学会的名义，声援全国中医药界喊出的“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为同年三月底旧国民政府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作出贡献。后又与林觉民等爱国人士于1935年组织平潭国医学会、国医公会、国医研究社，并担任国医公会常委，国医学会编辑主任，国医研究社主席。悬壶莆田涵江时组织参加涵江中医公会，主编《医药通讯录》杂志。被时人誉为中医界社会活动家。诚如当时名医秦伯未先生所赞：“今方中医凌替，朝不保夕。有志之士，大声疾呼，而观其言论，非攻击西医，即诽诋中医之陈腐。从未有埋头工作，推陈出新。此嚣张尔、扰乱尔，于中医无补。读李君之书，益不能不油然起景仰之思云。”
　　祖父曾呼吁“医学欲求进步，非文字宣传不为功，非群策群力不易举”。所以他在民国之时广交杏林朋友，与省内福清俞介庵、俞慎初、惠安孙松樵、福州蔡人奇；省外江苏承淡安、宋爱人、上海秦伯未、丁仲英、谢利恒、张赞臣、朱振声、季爱人；湖北杨医亚；浙江周歧隐、王申哥、叶劲秋、曹炳章；天津张锡钝；台湾苏锦全等近代着名中医遐迩嘤鸣，探索中医发展之路，交流临床经验。一直身体力行地从1928年4月在上海丁济万、赵公尚主编的《卫生报》19期上发表“心理病之治疗法”始，至解放前夕，先后在《上海医报》、《中医世界》、《幸福报》、《中医杂志》、《医界春秋》、《光华医药杂志》、《医学杂志》、《国医杂志》、《复兴中医》、《幸福杂志》、《大众医药学报》、《医药卫生月刊》、《文医半月刊》、《现代医药》、《杏林医学月报》、《健康杂志》、《皇汉医学》、《医药通讯》等近二十种医药杂志上发表中医救亡、医论、医案、医话及中西医结合经验等文章二百余篇。那时祖父不以自己为名医就只写大文章，而是把自己的临床体会、验案、医论、医话以各种形式向同仁、群众介绍。如《尽信切脉必至误事》、《八十味老医者说》、《腹痛虚实辨》、《肾消治验谈》、《温病病后调养法》等文章。难能可贵的是在那个时代还写了不少科普性质的文章以正视听。如：对于妇科病的防治，囊括了妇科经、带、胎、产等各个方面。如《种子琐言》、《受胎之原理》、《妇女体质寒热与生育迟早之关系》、《子淋病》等文章，其中《精之原理论》、《生育问题》驳斥了当时世人认为夫妇不育尽是女人的责任。他的文章云：“世人每以不能生育谓为妇人身体有病，或因卵子不能结实，更者生子多夭，又谓妇人命带白鹤埋儿，才责全归人，藉以蓄妾，不知交媾成孕，男女双方着力，不特女性有病，不能生育，即男性有病，于生育之障碍，大有关系”。而《胎儿转身之研究》、《产后骨盆痛与瘀血之鉴别》等篇文章则是抨击民国时期“土法接生”，倡导科学接生，也是围产医学的知识普及。当时有一位《光华医药杂志》的编辑，曾赞道“李健颐先生的文章，短小精确，最迎合我们当编辑的心理，长稿子唠唠叨叨，教人头痛，望一般新来的作者们，学学李先生的方法”。说明祖父的文章短小精悍，言之有物，简单明了，易学易懂。不但同仁喜欢乐看，群众也很欢迎。所以民国时期许多有名的中医杂志及医药卫生报，如施今墨先生主办的北平《文医半月刊》、张赞臣先生主编的上海《医界春秋》、张阶平先生主编的广州《杏林医学月报》、俞慎初主编的福建《现代医药》、苏锦全主办的台湾《皇汉医学》等都聘祖父为社董、社员或特约编辑员。同时国内许多中医专着也选用了祖父的许多医论、病案、验方及诊疗经验。如：浙江嘉善叶劲秋主编的《现代名医验案》、河北盐山张锡纯编着的《医学衷中参西录》等。解放后祖父继续将自己的临床经验及学术观点在《中医杂志》、《新中医药杂志》、《上海中医药》、《江苏中医药》、《福建中医药》、《江西中医药》等医学刊物上发表，涵盖了论文、医案、医话等有百余篇。
　　祖父另一个贡献是对中药和方剂进行深入探讨，并结合西药的分类法进行编辑。如他所着的《汉药便览》（1935年台湾皇汉医学编辑出版）一书中，将药物分成退热剂、清凉剂、衭痰剂、下剂、利尿剂、收敛剂、麻醉剂、兴奋剂、强壮剂 防腐剂、驱虫剂、和缓剂等。每种药物都做了详细的描述，内容简单易学，更容易被后学所掌握。同时将自己多年临证用药的心得发表在医学刊物上，如：《鹿茸之功用》、《枯明矾之效力》、《萝卜之功效》、《淡竹叶与苦竹叶相比较》、《洋泻叶之功用》、《磁石之真伪》、《好用热药忌用凉药之言》、《用药偏嗜之害》、《祖传药方吝存之害》、《杜仲之功用，宜生不宜炮制》、《大黄是治疗胃热谵语之良药》、《阳水重用麻黄得奇效》等。他的每一篇文章都会给临床医生带去不少新的经验和体会。成为他奉献给中医学及中西医结合治疗学的宝贵遗产。
　　祖父自上世纪30年代后医名大躁，曾受聘于“莆田国医专科学校”、“神州医学社”任温病学教师；1956年任“福建省高级中医进修学校”温病学及内经教师；1958年后任“福建中医学院”院务委员、温病教研组主任、教授。在高校教材尚未统一之时，学校以他编写的《鼠疫治疗全书》、《四诊概要》、《内经知要白话解》等专着作为教材授课，深受学员欢迎。在福建省中医研究所工作期间，祖父响应国家要求名老中医带学徒的号召，先后带中医学徒十余位。更为可贵的是他为学生或学徒授课解惑之时，更注重医德教育，常以“医为济世活人之术，学医者，切不应为温饱计力，要济世活人为已愿。”“省疾诊病，务须深思敏悟，反复推敲，质疑于类似之间，辨证在细腻之处，细心辨识，大胆用药。”为医之时切勿“訾毁诸医，自矜已德。”真正体现了百年树人，十年树木的教育思想。

　　生前鞠躬尽瘁  逝后医道犹存

　　祖父生前对中医药事业和中西医结合的探索是鞠躬尽瘁，是一位有成就有影响的中医临床学家和中医社会活动家。逝后仍有不少学者探索他的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我国中医界掀起了一股研究祖父医案及探析祖父中医学术特点的热潮。其中有1988年胡中梁教授在《福建中医药》发表的“李健颐学术特点及医案拾萃”，2000年刘德荣主任等在《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发表的“福建近代名医李健颐医案选析”，2005年吴文清教授等在《中华医史杂志》发表的“李健颐《鼠疫治疗全书》学术特点与成就”，2011年中国中医科学院王咪咪教授编写的《李健颐医学论文集》和2012年王咪咪教授编写的《名医医案》，2012年刘德荣、邓月娥主编的《福建历代名医学术精华》等文章及专着都肯定了李健颐博极医典、探本求源、治学严谨、勤于实践、师古不泥、尊重科学、衷中参西的治学思想及中医学术特点。尤为赞赏李健颐把西医检验、影像引入中医辨证论治体系及开创中药注射剂之先河的贡献。
　　“家学渊源博群书，岐黄之术彰仁心；驱疫疗疾良医志，杏林折枝医道存”。正如中国中医科学院田峰博士书言：“李健颐是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上一位颇有建树的中医学家。他为了中医事业，兢兢业业，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医事业的救亡、复兴与发展上。李健颐早期参加、组织了许多中医救亡组织及社团，为中医的救亡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一名医生，他医德高尚、医术精湛；为人师表，他德高望重、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李健颐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对鼠疫的研究，以及他所着的《鼠疫治疗全书》……尤其是二一解毒注射液的发明，可谓近代中药研究上的一个重大创新，也为近代中医防治重大疫病的史实，增添了浓彩化章。他留下来的着述，可以为当前中医临床和科研提供重要参考，也为研究民国时期的中医发展状况提供了大量的宝贵材料。这些文章，很值得中医学界关注，并需要进一步发掘整理。”
　　祖父在文化大革命之初逝世，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反有理，打倒一切”的黑白颠倒年代，参加一个历经三朝的老学者、老医生、老教授的葬礼，是要承担政治风险的。但那时的福建省中医学院、省中医研究所、省中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一些领导、部分同志及他的学生甘愿冒着被批斗的风险，从福州到莆田送别他们敬重的医师、师长。他们送来的多幅挽联都是书写着“医道犹存”，且有福建省中医学院、福建省中医研究所、福建省人民医院的落款，也有学生真实姓名的落款。虽然没有隆重的追悼会，但我们十分的感激，因为“医道犹存”是对他一生“大医精诚”的最客观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