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州的历史上，陈绛、蔡襄、许懋、陈觉民、朱绂、陈居仁、郑侨等一批仙游人，都曾当过福州的太守。他们尽心尽职，为福州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尤其是蔡襄两度出任福州太守，在福州广植榕树，兴修水利，兴教办学，移风易俗等等，给福州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了福州人民的崇敬，并立祠纪念。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谈到福建人才辈出时，列举了蔡襄等古今名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广植榕树 绿化福州

    福州有冶城、三山、左海等雅称，更有榕城之美称。福州之所以能称得上榕城，蔡襄功不可没。蔡襄出生在仙游县枫亭的赤湖之畔，那里有成片的荔枝树，还有众多的榕树。蔡襄自幼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可以说对榕树是情有独钟的。庆历四年（1044年）10月，他以亲老乞乡郡，被授右正言、直史馆知福州。次年春到福州任上后，他发现福州的自然条件和仙游相差不多，很适合榕树生长，就大力倡导，利用空地和路旁广植榕树，这样既可以遮荫，使人防晒，又可以防止水土流失，还可以美化环境，调节气候。他还下令福州所属的闽县、候官、怀安、长乐、福清、永福、闽清、古田、罗源、连江、宁德、霞浦等十二个县遍植榕树。当他从福州太守转任福建转运使时，又下令福州至兴化、泉州、漳州沿途各县，700余里的道路两旁植松。淳熙六年（1179年），从副宰相位上卸任下来的泉州人梁克家出任太守时，编纂了《三山志》，记载了蔡襄的功绩：“蔡密学知州曰，令诸邑傍皆植之。又自大义渡夹道至于漳、泉，人称颂之。诗云：‘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
    梁克家所说的松树，便是榕树，至今福州、莆田、泉州、闽南一带仍称榕树为松树，而称真正意义上的松树则称松柏或马尾松。殊不知松柏极易生虫害，是不适宜当路树的。有人将福州植树第一人说成是张伯玉，实际上是一大误解。福州至“熙宁间已经绿荫满城，暑不张盖”。张伯玉是治平二年（1065年）从越州转任福州太守的，距熙宁元年（1068年）只有三年时间。三年时间，树木长得再快也不可能“ 绿荫满城，暑不张盖”。蔡襄在福州倡导植榕比张伯玉早了20年。应该说，张伯玉是在蔡襄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动群众，编户浚沟七尺，植榕绿化。熙宁元年（1068年），张伯玉的继任人吴县的程师孟又大力倡导植榕。正是由于政策的连续性，一任接着一任干，才有今天榕城的美称。去年11月1日至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福州调研时，又强调：“榕树遮风挡雨，成活率高。抓生态，榕树是很好的选择，福州要多种榕树。”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福州多种榕树，这既是对蔡襄等前人广植榕树的肯定，也是要求种榕政策应该继续传承和发扬光大。可以预见，榕城的明天必将更加美丽。

兴修水利  造福于民

    蔡襄第一次到福州任职时，不久便遇上了大旱，粮食歉收，群众生活困难。蔡襄深入民间，调查研究，发现到其因是东湖堵塞造成的。晋代严高任福州太守时，在扩建冶城筑新城时，曾同时开凿了西湖和东湖。东湖主要是承接东北诸山溪的水流。由于长期失修，东湖堵塞。这样，雨季时，溪流无所归宿，田园被淹成了泽国。遇到旱季，农田则干涸 ，颗粒无收。针对这种情况，蔡襄发动百姓群策群力，自筹资金，在东湖地恢复五塘，解决了1000多倾农田灌溉问题，保证了旱涝保收，受益的8000多户群众无不高兴万分，自发在五塘旁边为蔡襄修建了一座生祠，以纪念蔡襄的功绩。
    宋时的福州城区面积较小，北至屏山，南到今东街口一带，西至西湖，东到七星井一带，周围与闽县、侯官、怀安三县接壤。嘉佑元年（1056年）八月，蔡襄二度来福州任职时，把福州的城区建设、百姓供水和河道清污同三县兴修水利有机结合起来。据《三山志》记载，他令连江县令权闽县县令朱定，开沟负城河浦176处，计21976丈，灌溉农田3600公顷；侯官疏导渠浦69处，总长125里；怀安县疏浚城外汤门、琴亭、湖心至北岭一带的渠浦。
    晋安河是北宋开宝七年（974年），刺史钱昱修筑外城时，在东门外挖了一条“护城濠”。这条护城濠又短又窄，由于多年失修，泥沙淤积，水流不通。蔡襄经过实地考察后，发动群众拓宽晋安河河道，并南北延伸，北至新店的北峰山脚，经琴亭而下，过水部和象园，直通闽江，使晋安河变宽变长，成了构通福州南北的大运河，并命知县樊纪在晋安河上架设了13座桥。
    与此同时，蔡襄还发动群众清理城区内河，并开通自清水堰起至利涉桥、清泰桥，经开元寺至东康门桥的河道，使城内的各条干渠连成一体，与晋安河相通，构长了四通八达的水网。在福州的历史上，是蔡襄第一次将内河与闽江连接起来，这样涨潮时，潮水朔河而上流入城内，退潮时，河水顺江而下，不但解决了城市供水、防火、防涝、污水处理问题，还促进了水路交通运输和水产养殖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福州的城市功能和文化品位。如今，900多年过去了，蔡襄当年发动群众兴修的水利工程仍在发挥作用。福州能成为历史文化名城，蔡襄也有一份功劳。清代黄任曾写下了歌颂蔡襄兴修水利的功德：“琅琊拓国夹城开，遂使三湖半草莱；六十九渠忠惠力，辛勤曾复五塘来。”

移风易俗  破除陋习

    蔡襄初到福州时，深入民间，了解到当地有一些不好的风俗习惯，家里有人病了，不是去求医，而是找巫医，有些病人往往得不到及时的求治而死亡。针对这种情况，他委派当地群众信任且有威望的名医何希澎从《太平圣惠方》一书中选出了6096方适合福州当地的药方，刻板公布在牙门左右，并立碑于虎节门东总门之西，供民众选用。《太平圣惠方》是北宋初著名医学家王怀德在淳化三年（992年）汇编成书的，收集了自汉代以来各地名医的处方和民间偏方，共16834方。当时宋太宗诏令出版，每州郡各发一部。由于福州郡长期将这部书秘藏在官方的柜里，没有向民间公布，百姓不得而知。蔡襄还特地为何希澎选编的《太平圣惠方》作序，推崇科学、普及医药知识。为了彻底改变有病无医的现象，蔡襄还倡议在《太平圣惠方》石碑对面设立了一所医学堂，这是福州最早的一所医学堂，挑选一批对医学感兴趣的年轻人，请当地名医以师带徒，言传身教，传授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学生毕业后，分散到民间为百姓看病，大大方便了百姓，也逐步改变了有病不找医的旧俗。
    福州旧时社会风气欠佳，婚丧喜庆，讲排场摆阔气，铺张浪费严重，百姓负担不堪设想。家里如有亲人过世，重丧仪，兴吊唁，举葬之时都要大办酒席，宴请客人，同时还要请和尚念经做法事来超度亡灵，有的还举办山头斋宴，分发钱物，造成很大的浪费。这些都是打着“孝顺”的幌子，没有人敢反对。经济困难的人，为了撑面子，尽孝道，不惜卖田卖房，有的甚至倾家荡产。
    针对这种陋习，蔡襄亲自撰写了《福州五戒》和《戒山头斋会》，作为法令颁布，要求百姓遵守。《福州五斋》主要内容是：“一戒父母对子女，不得有厚薄之分；二戒子女对父母，生须尽养，死不妄费；三戒兄弟之间要友爱，莫听妇言，莫贪财而绝同胞之情；四戒媳妇妻室，莫计较资财而剖断男女之爱；五戒居乡应为善良，莫行欺谩和剥削等不仁不义之事。”这对破除旧习，净化社会环境，树立新风，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蔡襄还以身作则，带头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为民作表率。侯官人刘弈与蔡襄是同科进士，两人交谊很深，互约子女为婚。后来刘弈早逝，家道贫寒。蔡襄仍践前约，替刘家备好嫁妆，为次子蔡旬迎娶了刘弈四女进家门。此事一时传为佳话，当地人交口称赞蔡襄做了好榜样。

重视人才  兴教办学

    蔡襄认为，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能不能得到发展，关键在人才，没有人才则一事无成。因此，他在福州任职期间，始终关注人才，重视人才，不拘一格选人才，对于一些学有专长的人才，给予重用。侯官有一处士陈烈满腹经纶，但性格爽直，快人快语。蔡襄第一次任福州太守时，恰逢元宵节。福州历来有元宵闹花灯的习俗，为了烘托节日气氛，蔡襄便下令要求每家每户都要制作七盏花灯挂出。陈烈不满蔡襄这一做法，便制作了一盏高丈余的大灯，挂在大街上，灯上书写了一首打油诗：“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蔡襄见到了，认为陈烈的意见是对的，便下令取消原来的决定，不强制要求，让百姓自行挂灯。
    不久，蔡襄邀请了一些福州的名流到府第聚会，把酒言欢，并令官妓歌舞弹唱，以助诗兴。当时，陈烈也应邀前来。他看不惯蔡襄的做法，便不辞而别，提前越墙逃走。当时有人不满陈烈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没有给太守面子，便戏言：“山乌不知红粉乐，一场檀板便惊飞。”陈烈得知后，投书批评蔡襄。蔡襄对陈烈的直言没有见怪，而是虚心接受，此后再也没有发生此类事了。蔡襄从善如流的作风使陈烈深受感动。他也因此成了蔡襄的朋友和座上宾。蔡襄还作了《访陈处士》一诗：“桥畔修篁下碧溪，君家原在此桥西。来时不似人间世，日暖花香山乌啼。”
    陈烈与陈襄、周希孟、郑穆等人精通五经，闽人号“海滨四先生”。蔡襄对这些名流倍加重视，尊之以礼，时常与他们沟通交流。他们也为福州的发展积极向蔡襄出谋献策。针对当时福州“重诗赋，轻经义”，读书只为了应对考取进士的旧习，蔡襄在福州兴教办学，聘请他们为州学教授，向学生讲授经学，大受欢迎。周希孟精通五经，对《周易》研究尤深，有次讲解《周易》，听课的人竟有三五百人之多。蔡襄自己也“亲至学舍执经讲问，为诸生率。”由于蔡襄的倡议，福州的经学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为后来福建理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蔡襄还积极向朝廷推荐这些学有专长的人才，陈襄考上了进士后，出任明州太守和侍御史知杂事，成为宋代著名的理学先驱。郑穆中举后，历任给事中和国子监祭酒，为当时的国学大师，退休时有上千人太学生上书宰相挽留他。周希孟也因蔡襄的力荐，在蔡襄离任数月后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助教，并被授将仕郎。陈烈也多次被仁宗下诏聘用，仍不愿前往，一直担任本州教授，直到以宣德郎退休。蔡襄知人善任，重视人才，培养人才的明智之举，一直为后人称赞。

热爱福州  亲民爱民

    蔡襄两度出任福州太守，与福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把福州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热爱福州，亲民爱民，心系民生，努力为百姓排忧解难。蔡襄到任时，当地仍沿袭五代时的赋税政策，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尤其是丁口税给百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加上连年旱灾严重，粮食歉收，民不聊生，不少人出外逃生。蔡襄体察民情，力请朝廷减免，为百姓做了一件好事。北宋时，军队分为禁军和厢军两种，各地选送的兵员到京城的称为禁军，其余的统称厢军。当时福州的厢军被派往广南等地服役，由于水土不服，一些人染上瘴毒，等到服役期满回来时，“大半死损”。蔡襄便请求朝廷，将厢军安排在附近军州，轮换交替，使福州兵勇受益良多。据《八闽通志》记载：“年岁计之，存活人命不可胜数”，福州百姓感恩不尽。
    福州地处沿海，与福建的其他沿海州、县一样都盛产食盐，但由于实行食盐专卖制度，百姓无利可图。蔡襄便建议朝廷撤销专卖制度，“许百姓纳钱通煎及许客人纳钱于本路通贩。”这样，福州及福建其他沿海州县都分享到盐利。他还上疏《乞相度沿海防备盗贼》，请求朝廷加强沿海各县的海防建设、防备盗贼侵犯。据《霞浦县志》记载：“嘉佑二年（1058年），蔡襄奏沿海州军置舟船教习，以备水战，朝议从之。”蔡襄采取的这些措施，对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保护渔民利益，发展对外贸易，无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蔡襄在关心群众疾苦的同时，也不忘努力创造条件，给人民带来欢乐。他组织百姓在秀野亭东北建了双松亭，在日新堂东南建了春野亭等，为群众提供了文化娱乐场所。知州所在地西侧有一花园，叫“春台馆”，过去是禁止百姓入内。蔡襄到任后，每年二月都将花园开放，让百姓入内参观游览。他还作了《开州园纵民游乐》诗两首，其中一首云：“风物朝来好，园林雨后清。鱼游知水乐，蝶戏觉春晴。草软迷行迹，花深隐笑声。观民聊身适，不用管弦迎。”此外，每逢春节、元宵、中秋等佳节，蔡襄都会到西湖、乌山等地，与民同乐。他还写了《四月八日西湖观民放生》等诗，描写了当时的情景。
    蔡襄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与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大家。他的书法师承唐代的虞世南和颜真卿，并取法晋人钟繇和王羲之父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宋史称：“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仁宗还尝以御书“君谟”两大字，并以诗以宠异之。精通书法的宋徽宗认为“蔡君谟书包藏法度，停蓄锋锐，宋之鲁公（颜真卿）也。”欧阳修称其书法“独步当世”。苏东坡对蔡襄的书法更是极力推崇，不遗余力。他曾多次强调“蔡君谟为近世第一”、“本朝第一”、“今世再有王羲之，乃可议君谟书。”蔡襄作为承唐启宋的书法大师颇自珍惜，不妄与人。仁宗令他书写其爱妃《温成后碑》，他认为这是“待诏”之职，不是自己的职责范围，竟然不奉诏。然而，蔡襄对福州却毫不怜惜，留下了不少书法遗产。如鼓山的“忘归石”、“国师岩”、“庆历丙戌孟秋八月，蔡君谟同邵去华、苏才翁、郭世济同游灵源洞”；市区龙腰的“苔泉”；存在于山的《刘弈墓碣》等石刻，都被后人视为我国书法艺术的珍品。尤其是“忘归石”和“国师岩”这两处题刻，历代不少名家称之可与洛阳桥碑记相媲美。明代福州名人徐  在《榕阴新检》一书中称“鼓山题刻，宋代为盛，君谟灵源洞题名笔划庄重，效鲁公，书法古雅绝伦以君谟为第一。”
    此外，蔡襄还在福州写了不少歌颂当地自然风光、风俗民情等方面的诗文。据不完全统计，蔡襄一生作诗370首，其中在福州的就有《游鼓山灵源洞》和《春野亭待月有怀》等27首，这些都为福州的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光彩。
    蔡襄两度出任福州太守，虽然前后不到五年时间，但他尽心尽职，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为福州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得到了福州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当他离任时，百姓争先涌到衙门，请为他立德政碑。尽管当时官府不许，但民众还是私刻于石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后人对蔡襄的功绩更是念念不忘。福州的明代名人曹学
《谒蔡忠惠祠》一诗云：“功成前太守，行者每咨嗟。石峻犹成堡，潮平袛似槎。奔星阅车马，成市集鱼虾，独为首碑人，祠旁日易斜。”侯官人林道昭也在《蔡襄赞》一诗云：“质美而粹，德懋而修，学宗孔孟，字尚颜欧，文章韩柳，事业伊周。”蔡襄作为封建社会的官吏，能得到后世的崇敬实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