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纪（1438—1513），字廷纲，号东园，仙游县文贤里（今度尾镇）人。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进士，历任浙江提学、国子祭酒、户部尚书等要职，有经邦济世之宏才大略，以其政绩显明、文行昭着闻名于世。 郑纪为莆阳“南湖三先生”郑露后裔。少时家境贫寒，励志苦学，博通经史。天顺四年擢进士第，选为翰林庶吉士结业后授翰林检讨。 明宪宗即位后改元成化（1465），实行新政。郑纪抱着报国之心，上《太平十策疏》，提出“远奸邪、任忠良、恤民命、兴礼教”等十条对策，皆属治国救时之大计。宪宗优旨采纳。 明代宗景泰间（1450—1456），朝政腐败，冗官充斥，人材衰极。时郑纪年仅三十二，因患风湿症，不能侍朝，上疏乞请致仕，未获允。后疏乞暂归原籍调病养亲，待病愈亲终后回朝供职。 郑纪归乡后，尽心奉侍双亲。其父乐善好施，因郑纪出仕而受人尊贵。尝主动焚毁价值数千两的债券，放弃了巨额债权，此事在事前已得到郑纪的支持。泉南富家杀人犯法，以千金嘱托其父疏通，父曰：“尔知吾儿不可，乃欲吾以是语儿。”挥手请去。郑纪闻之，益加砥砺自约。 郑纪归家不久，老父病逝。郑纪按儒士礼葬之。知府岳正以银四锭助丧，郑纪完璧奉还，复书曰：“君子爱人以德，不罪是幸。只领盛念，实与爱均也。” 郑纪居家二十年，修身养志，规正家范，引导乡俗，植树造桥，热心为民兴利去害，严格践行士族精英正身、齐家、平天下的人生志向。据史志记载，郑纪先后率众修建桥梁六座，旨在“便民兴邦”。制定《义聚家范》，受到郡守岳正的肯定。福建按察司佥事林克贤，将《增修乡约》刻板通行于福建八郡实行。还倡导以工赈济，助民渡荒。针对县官课征无则、任意敛财，助其建立定规；节省里役之费等诸多善事。 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五月，郑纪结束告假，赴朝担任经筵讲读官，为帝王讲解经义。其间，尝出任礼部会试同考官。皇甥亦应试在场，内廷遣赐茶饼。同僚急觅皇甥试卷，欲予破格优待，郑纪坚守考则，置之不发。以至录进后，内臣甚感不悦。宪宗曰：“翰林官亦难为也！”为之开脱。 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春，以郑纪文行老成，升任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学事。任上，以培养德艺兼具的儒士为己任。坚持教人以德行为先，开明道德，造就人才。他敛华就实，罢黜不肖。权豪寒门，一视同仁。因他严明学规，直道而行。士子初受约束甚苦，久之乃安。郑纪还注意通过儒生，推动对民俗的改造。针对奢侈、信佛之风，命丁忧生员讲习丧礼，不为异端邪教所迷惑。自此，士风得到了净化。 绍兴府上虞县学，年久失修，摇摇欲坠。大姓侵地建房，久拖不决。郑纪巡学时，摸清实情，排除巡按的干扰和有司的迁让，依法拆除大姓房屋，收回了占地。又拆除淫祠神庙数十所获取旧材，依法没收被豪强夺取的栋材，重修学宫。并嘱托太守从当地湖田讼案中收回的田租用以助学。 对郑纪督学浙江，时人评价说，“以斯文为己任，至如美教化、易风俗、兴礼乐、崇信义，凡百事有关于学政者，皆振刷而一新之。吾先生有功于名教多矣！” 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孝宗即位，召用一批敢言忠直之士辅政，出现“朝多君子”的政治局面。郑纪针对新君御政，上疏劝孝宗“御经筵，近儒臣，论圣学，以正心为要。”强调君心帝德对治国的决定性作用。孝宗有旨嘉赞曰：“这本（疏）所言，朕当体行之。” 郑纪入侍经筵，针对孝宗初政，特讲《尚书·伊训篇》，以商汤大臣伊尹训导太甲（商汤孙子），勉励嗣王敬身行德、修己求贤的典故，启迪孝宗，希望临御之初，任用老成，开纳言路，检身修德，勤学好问，亲君子而远小人。 明孝宗弘治三年（1490）六月，郑纪召为国子祭酒。进见时，司礼太监陈宽见其仪容修伟，以乡里亲故求见，被郑纪拒绝。任上，郑纪严明监规，以身作则，清正廉洁，为师生所敬畏。课士必先德行，进退公正无偏，虽朝廷权臣子弟，亦不庇护。驸马练习礼仪时稍有过失，郑纪招呼至堂下，令其伏首俯身思过认错，不予稍许宽免。 孝宗初政时，严禁设斋事佛，以防邪道害政。未到三载又旨令京都三大名寺设斋醮做佛事三昼夜。礼部欲选拔六名国子监生执礼。郑纪坚加拒绝，曰：“监生读圣贤书，岂识此礼？”即上疏谏止设醮祝寿之举。孝宗降旨“礼部知道”，终以斋仪物品已经备齐仍然举行。 郑纪在国子祭酒任上，再次入侍经筵讲经。一日，讲解《尚书·太甲中篇》，通过嗣王太甲纵欲坏法，经伊尹匡救，悔过自责，伊尹勉励其效法先王，施行德政的故事，进言直论君德以及纵欲蠧政之害，令在场的左右侍从震惊不已。 郑纪到国子监时，有膳余银千两。典簿（掌管文书官员）依常例奉送郑纪一份。郑纪责问曰：“膳为监生，何与祭酒？”全数归还。同僚刘某认为郑纪是故作清高，以形其短，嘱讬莆籍监丞林大猷前去说情。郑纪曰：“非敢立异，不忍白首改节也！”刘某怀恨在心。 郑纪素以前辈自处，刚直不阿，对御史官不能折节为礼，因而一伙小人相与搜集其事论劾之。孝宗认为郑纪任职不久，不信有此事，令逐条解释以闻。吏部尚书王恕闻之，曰：“国家涵养百年，得此人物，而 人（小人）乃欲以私撼倾之。若去，吾亦去！”据理力争。孝宗亦知是小人诬陷，对郑纪三疏恳求致仕不允。不久，改任南京通政司左通政要职，表明仍然倚重郑纪。 郑纪在南京通政司任上，深知朝政之弊。他规谏孝宗节省内廷滥费以率百官，裁汰侍从冗食以苏万姓。必须选差风力官员专理救荒，若泛泛行文，决无所济。体现其求真务实的政风。 明孝宗弘治七年（1494），郑纪升任太常寺卿，掌管礼制。他上疏请修明礼典，以正教化、洽礼乐。他痛斥佛道延寿秘术，请求革罢京都设醮祝寿之举，缉捕说法的僧道，禁绝教坊乐工妻女接客谋生，以纯正风教。 明孝宗弘治十年（1497），郑纪升任南京户部右侍郎。任上，怀大局，谋国计，勇于革除积弊，推行制度创新，求真务实，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人民生活的安定，作出重大贡献，显示其经国济世之才。他在广开财源，增加储用的同时，坚决革除制外滥支官粮的弊病。他密疏奏请，将各衙门新增官粮，凡旧例所无者一并革去，杜绝仓粮滥费，以利恢复京粮正常储备水平。 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苏皖等地大旱，赤地千里，灾民饥寒交迫。郑纪获闻太监罗兑刚病故不久，遗留金银财宝甚多，缎匹、器皿不计其数。于是上疏乞请皇上特命公正官员，逐一检查罗兑遗产，全数用于买米救济饥民性命。 郑纪在户部侍郎职位上达十年之久，独掌部事多年，事关国计民生大事，泽兼兵民，故而文名德望推重于时。因其革除积弊，一往无前，而取忌于既得利益者。加之体弱多病，故早先赴京述职奏绩时，曾经连上二疏乞休，孝宗优诏勉留。不久，请求归乡祭扫得允。 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三月，七十二岁的郑纪，鉴于病势益增，无补部事，再次上疏陈情恳请致仕，并束装买船以待。这是他自入仕翰林后，第十九次疏请致仕。孝宗降旨晋升户部尚书致仕，并用驿传送归，可谓优遇。 郑纪致仕居乡，仍不忘臣子安民济世之责，不遗余力为民解困谋利。仙游由于赋役繁重及虎灾、瘟疫，人口大减，尤其是兵役之灾，令民不堪忍受。郑纪查明实情后，致书建布政司右参政庞泮，奏请朝廷改正文册，促使为害多年的军户之法终于停止实行，为民解除了一大祸害。 郑纪一向热心乡里公益事业。早年辞官居乡时，尝倡修多座桥梁，便民往来。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漳寇时来西乡骚扰，郑纪倡议筑城，曰：“此惟筑城，乃可以自保。”众曰：“县小民贫，如何？”郑纪曰：“蝮蛇螫手，壮士解腕。岂可以贫辞（推辞）？”并亲自向巡抚御史韩廉请求下拨经费，得银二千四百两。明年，城墙（土墙）完工。寇再至不敢犯。 郑纪居家，十分重视风俗教化，以身作则，革陋习，立新风。他早先告假归家祭祖时，见莆郡之礼俗大不古，竞斗奢侈，心暗悯之。还乡后，自感作为“国家臣子，不问居官去位，皆不得不任其责也。”为此，针对乡俗奢侈之风，特着《归田咨目》十条，移风易俗。涉及迎送往来之礼，对本家留客、亲朋往来、庆祭乡饮、乡邦吉凶礼、冠婚丧祭，以及书信、作文、赋诗等，一一作出规定，具体可行，既不违世人之常情，又痛改虚应奢华陋习。其用意如序文所言：“以自警束，以训子孙，以告诫乡人。非敢任移风易俗之责，但不欲助其纵侈耳！”表明其移风易俗之志与严于自律精神。 郑纪还针对仙游九鲤湖乞梦风俗，无不将神灵捧上了天的世情，特作《仙梦辩》，旗帜鲜明地破除对仙梦的迷信：“予曰不然！”指出所梦有灵应者，其间亦尝附会迁就，以助其灵。显示其超俗的见识与破除陋习的勇气。 郑纪自西乡屏山移居仙邑南湖书院。天朗气清之时，葛巾野服，忧乐有节。尝对客曰：“吾官居一品，寿逾七旬，休疏十八九上，然后得遂今日之乐，有山水之真趣，无声色之荒淫。吾之子孙，仕宦而归之，数事皆如予，则其乐如予之今日，亦不为过也。若夫蠹国厉民，以充囊 ，与白衣官舍，徒以富贵骄人，奢靡坏俗者，幸毋以予为藉口。”表明其坚守素志、乐不忘忧之怀。 郑纪致仕居家差不多十年，明武宗正德八年（1513）病逝，年七十六岁。病中，福建巡按御史韩廉与守巡等省官，亦偕同郡县官员前来探病，郑纪单言仙城未固，愿完成其事，以惠一方。辞世之日，正襟端坐，遗命刘闵治丧，勿请朝廷葬祭。 郑纪一生仕途，几番进退，才未尽用，虽仅二十余年，政绩依然可观，其宏才大略，辅国才器，亦得以显露。文名清望，为士林所仰慕。他每历一职，总是直言不讳，指陈宿弊，创新立制，开创新局。 郑纪居官清廉，虽处贵显而能清约自持，不经营产业。人称其“慷慨有大志。事苟合义，不以私利害动其心；泽可及民，亦不必功归于己。”卒时，家无羡钱奇玩。福建布政使王子言，亦盛赞其优秀品德，称其“生平气操，洁白坚贞；出处大节，俊伟光明。”莆阳名臣周瑛称其“出处始终光明俊伟，于富贵利达泊如（恬淡自如）也。” 郑纪一生勤于读书，学问渊博，为文气昌思深，辞正而不阿，辩博而不杂。《四库全书》提要称，“其奏议皆剀挚详明，切中时政，诸体文亦属有关世教之言，皆竞竞以礼法自持，人品端谨，殊有足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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