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藏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为士人生平第一要事” 。我国藏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唐代以前成书实属不易，故藏书家相对比较少，宋朝之后就日渐其多了。清人藏书家张金吾有段精辟的见解：“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通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这或许是对莆田士人倾财求书、舍命护书、埋头抄书、勤奋读书，用情着书的最佳诠释吧！ 的确，藏书量的多少，往往是衡量某一个地方文化教育兴盛的标志之一。宋代莆田民间藏书之多在全省以至于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堪与当时的国家图书馆比肩而立。这一方面得益于福建刻书业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则是莆田士人视书为财的风气所致。 据考，福建的刻书业始于五代初，时邑人徐寅有《自咏十韵》诗云：“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可见福建在五代就有商家刻书了。到两宋时，福建刻书业已经相当发达和繁荣了，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流通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主要标志是刻书机构众多，如官刻、私刻、坊刻等三大系统均已形成；刻书地点分布广泛，刻印书籍数量居全国之首，是宋代着名的三大刻书中心之一，正如南宋藏书家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所说的，宋代刻书“其精以杭（州）为最，其多以闽（福建）为最，蜀（四川）皆次之” 。 虽然宋代闽刻的中心是福州和建阳，但当建阳麻沙版盛行时，莆田（兴化）也有开雕，所刻书籍远销于省内外。据载，莆田着名的刻书坊有“兴化郡斋”等几家，所刻内容，经、史、子、集无所不包，许多刻本被名家书目所记载，有的还流传至今成为图书馆珍藏的善本。莆田的刻书业到了南宋已发展到繁荣阶段，可与泉州等地齐头并进，在福建雕版印刷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乾道四年（1168），兴化军学刻印蔡襄的《蔡忠惠集》三十六卷。蔡襄（1012-1067年），字君谟，自号莆阳居士，谥忠惠，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科学家和书法家。他曾任泉州知府，着述颇丰。乾道（1165-1173年）初，南宋状元王十朋出知泉州府时，派人四处搜访《蔡忠惠集》，但都未能如愿，感叹不已。后来，兴化知军钟离松经过多方寻求，购得其书，重新编为三十六卷，与军学教授蔡邕校正锓版，复行于世。 蔡襄还着有《荔枝谱》和《茶录》两本书。《荔枝谱》亦刊于莆田，它是我国第一部果树专志，也是流传下来的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果树栽培学着作。宝庆三年（1227），任兴化军通判的陈振孙，曾在蔡家见过《荔枝谱》书板原刻，他所着的《直斋书录解题》一书中云：“荔枝谱一卷，端明殿学士莆田蔡襄君谟撰，且书而刻之，与《牡丹记》并行。闽无佳石，以板刊，岁久地又湿，皆蠹朽，至今犹藏其家，而字多不完，可惜也。” 关于《茶录》的刊刻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庆历（1041-1048年）间，蔡襄出任福建转运使，负责监制北苑贡茶，创制了小团茶，闻名于当世。《茶录》是蔡襄有感于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而特地向皇帝推荐北苑贡茶之作，当时他在京城任职朝奉郎、右正言、同修“起居注” 。不久，他出任福州郡守，书稿却被掌管文秘的书记偷走，怎么再背也写不出。后来这文稿被怀安县令樊纪买去，并刻石拓印流传在一些爱好茶事的人手中，但错乱谬误很多。蔡襄追念先帝当年眷顾知遇的大恩，不由得抱着拓本流泪不已。于是详加勘正，并手书刻石，以便永远流传于世。治平（1064-1067年）间，《茶录》刻本初刊于闽中漕治，后再刊于莆田，全书分为上下篇，是继陆羽《茶经》之后最有影响的论茶专着。 庆元五年（1199），莆田人黄汝嘉刻印胡安国的《春秋传》三十卷，该书初刻于乾道四年（1168），后汝嘉修补刊行，北京大学图书馆今藏有修补本。同年，他还重刻了吕本中的《东莱诗集》二十卷，北京图书馆存有残本六卷。饶节的《倚松老人诗集》三卷和晁冲之的《贝茨集》一卷。另据《直斋书录解题》题黄庭坚《山谷别集》版本时称：庆元（1195-1200年）中莆田黄汝嘉增刻，由此可知，汝嘉在庆元年间，又刻有《山谷别集》传世。 嘉定（1208-1224年）初，福清人林瑑任兴化知军期间，为郡儒李俊甫刻印《莆阳比事》七卷，并作序云：“仆至郡之三月，李君幼杰来访，出其书一编，阅之莆阳比事纲目也。其言才千有余，其事上下千百年间可法可劝可喜可愕，无所不有，于是嘉其工，叹其勤也。命工就录全帙，延访儒生往复订正，凡逾年而书始成，乃锓木以传……嘉定甲戌四月下浣玉融林瑑书于儒雅堂。” 嘉定十四年（1221），莆阳许兴裔刻印赵彦肃的《复斋易说》六卷。淳佑九年（1249），兴化郡斋又刊刻刘克庄的《后村居士集》五十卷。郡守福清人林希逸在跋中云：“莆名郡也，前辈诸闻人，文字散落不少……余尽公所藏，刊之郡斋……淳佑九年龙集己酉中春既望竹溪林希逸书。”是书每半页10行，行20字，大黑口。 宝佑三年（1255），楼昉《崇古文诀》三十五卷在莆田开雕，这书是楼昉任兴化知军时的力作。“积其平生苦学之力，细绎古作，抽其关键，以惠后学，广文陈君锓梓以传” ，莆田教官陈森刊本，每半页12行，行23字。景定四年（1263），兴化军学刻印徐元杰《楳埜集》二十五卷，此书为徐元杰之子徐直谅任兴化知军时所刊。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已失传，本二十五卷，仅从永乐大典中采辑编次，厘为杂文十一卷、诗词1卷收入四库中。 此外，林慎思的《伸蒙子》三卷，方惟深的《方秘校集》十卷，郑樵的《通志略》，朱熹的《周易本义》、真德秀的《文章正集》等，都是宋代莆田书坊刻印的书籍。诚如刘后村所言：“吾里藏书多善本，游泮多英才，傍考互校，它日莆本当优于广越矣！”的确，兴化军刻书业已相当繁荣，其刻本不但较有名气，而且也可与外埠刻本相媲美。但遗憾的是，莆田的宋刻，如今很难见到了。 以上所举仅是名家书目和现存刻本中的一部分，据不完全统计，宋代兴化共刻印书籍六十部、八百七十一卷，对促进莆田的教育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莆田刻书业的繁荣还可从藏书中窥见一斑。兴化藏书之盛，不仅体现在军学、县学建有藏经阁、尊经阁等，收藏大量书籍，而且书院、书堂、寺庙也建楼藏书，甚至还有许多私人藏书家，其藏书量累计多达数十万卷。其中，以“万卷楼” 、“一经堂” 、“富文书屋” 、“衍极堂” 、“藏六堂”等最为着名。 万卷楼 方峻的祖遗藏书楼，旧址在今荔城区西天尾镇白杜村。白杜方氏，家富藏书，其“万卷楼”中，藏书总计有五万卷以上，为宋代着名的藏书楼。方峻，字景通，天圣八年（1030 ) 与蔡襄同科进士，历任建安主簿、秘书郎、福州左司理、职方员外郎，赠金紫光禄大夫，范祖禹为其撰神道碑。方峻次子方子容，字南圭，登皇佑五年（1053 ）甲科进士。他出知惠州时，苏轼（东坡）刚好被朝廷贬谪此处，两人来往密切。子容将其家藏书画请苏轼题品，所以万卷楼所藏的东坡遗墨多达400余幅，东坡还为其点勘六经及书写方峻神道碑额。方峻季子方元 ，字道辅，元佑六年（1091）特奏名进士，官终威武军节度推官。“少与程伊川同游润学，至老书问不绝” 。两人情同手足，到老相交如故，因此方家藏有不少程氏翰墨。 后方子容之孙方略，字作谋，于崇宁五年（1106）中进士，历任崇德尉、删定官、修书局、提举广东常平、琼州知州、潮州知州、主管太平观、主管台州崇道观等。他素爱藏书，扩充祖上藏书至1200笥（竹箱），成为当地闻名的藏书大家，并辑有《万卷楼书目》一卷。明《兴化府志》载：“平生居官廉贫。廖刚尝还所借书于（方）略，有诗曰：‘平生何啻两瓻酒，归计元无担石储。’时以为至言。有《万卷楼文集》十卷。尤精鉴别：绍兴中，乡人黄公度、陈俊卿得魁、亚归，过门谒（方）略，（方）略退谓所亲曰：‘陈（俊卿）他日胜于黄（公度）。’后陈（俊卿）入相，而黄（公度）仅止于郎云。” 一经堂 方万的藏书楼，故址在今荔城区的后塘。方万（1122-1162年），字盈之，登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第，官至监和剂局。他家中富藏书，建书楼 “一经堂”存储之，朱熹特为“一经堂”题匾。方万常与朋友在书楼切磋经学，他家藏书历经几代，积累近十万卷，后其所居地因其藏书楼之名，而被人称为 “一经巷” 。邑人郑裕有诗曰：“莆之甲姓，实为大方……五经在笥，一经名堂。谦以自牧，虽晦而光……以经名家，非子谁当。”着有《斗居文集》十卷。 后其族人方崧卿（1135—1194年），字季申，于隆兴元年（1163）登进士第，历任绍兴府教授、湖广总领所干办公事、两浙漕司属官、奉议郎、信州上饶知县、明州通判、南安知军、吉州知州、广东提点刑狱、广西转运判官、京西转运判官。居官30余年，皆有惠政。并以所得的俸金一半作为抄书之费，“一经堂” 因此而兴，藏书量达四万余卷。方崧卿还亲自给藏书校勘，而且编有《韩昌黎文集》、《韩诗编年》十五卷、《韩集举正》十卷。如今“一经堂”遗址虽无法考证，但“一经巷”地名尚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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