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邑人李俊甫在《莆阳比事》一书中记载着莆田的一段科举风流：“绍兴戊午（八年），大魁黄公度，亚魁陈俊卿，林邓以年七十三为榜尊，龚茂良以年十八为榜幼，皆莆人，一时荣耀，以为四异。”
　　历史上确有其事。南宋绍兴八年（1138）朝廷举行戊午科省试，京师临安聚集了天下莘莘学子，经过紧张而激烈的考试，黄榜公布的那一天，传出特大喜讯：莆田（时称兴化军）举子有14人榜上有名，占该科进士数293人的4.8%。其中，黄公度为进士第一，陈俊卿为第二，73岁的林邓为年纪最大的进士，18岁的龚茂良为年纪最小的进士。地处东南沿海偏僻地带的福建路兴化军竟然魁亚联登，四异同科，真是轰动了京城，出尽了风头，一时成为人们街头巷尾议论的热门话题。是年，由于皇帝不亲策（即没有举行殿试），所以，省元黄公度就被宋高宗特旨赐为状元及第，陈俊卿也就成为榜眼。当时莆人有旗句曰：“枌榆未三里，魁亚占双标。”
　　在封建社会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科举，成为文士的普遍选择和人们心目中的正途。而攀上科举顶峰的状元，更是为人们所仰慕，在朝廷上下受到特别的推重与礼遇。状元郎黄公度是名符其实的“天子门生” ，他既是南宋的第四位状元，也是莆田状元史上的第二人。
　　黄公度（1109—1156年），字师宪，号知稼翁，兴化军莆田县东里巷（今属莆田市荔城区）人，是黄滔的八世孙。小的时候，曾寄居于涵江鳌山村姑母家中，在附近的登瀛阁读书。登瀛阁东濒大海，四周苍松翠柏交蔽，清静宜人，是一处绝佳的读书场所。公度或仰青松之高直，或临大海之壮阔，感受松涛海浪，作文赋诗尽得大自然之灵气，文章、诗句具有松骨海气，自成一格。黄公度大魁天下时，高宗皇帝亲自书写“登瀛阁”三个大字赐其读书处，以示嘉状。为谢皇恩，黄公度写下《御赐阁额》诗二首：“杰阁侵霄汉，宸章焕壁奎。内庭颁宝宴，中使揭璇题。信誓山河固，庞恩雨露低。寒儒倚天禄，目断五云西。” “功掩萧何第，名超崔氏堂。孤忠扶社稷，一德契穹苍。金碧飞翚外，鸾虬结绮傍。落成纷贺燕，弱羽得高翔。”而立之年的他，此时的喜悦之情，凌云壮志，跃然诗上。
　　然而，黄公度“一朝成名”的背后何止是“十年寒窗”的艰辛，更是授官后的坎坷仕途，终因不得志而英年早逝。
　　状元及第后，黄公度被授签书平海军节度判官。他初入仕途时，左相赵鼎对他十分赏识，两人诗书酬答，来往极为密切。当时秦桧晋升右相，和赵鼎面和心不和，但对黄公度也很看重。后来见他和赵鼎私交甚好，从此秦桧对黄公度心存芥蒂。
　　不久，黄公度调任泉南签幕，时赵鼎受秦桧排挤，辞去宰相，出任浙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绍兴府。秦桧“机窥深险，外和而中异”，大肆排斥异己，仕途风波顿起。黄公度虽僻处闽南居官，心中仍不免为那些正直而不幸的朋友们担忧，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乃作《菩萨蛮》一词聊以自慰：“高楼目断南来翼，玉人依旧无消息。愁绪促眉端，不随衣带宽。萋萋天外草，何处春归早。无语凭阑干，竹声生暮寒。”问茫茫仕途，哪里有明媚和融的春光呢？回答他的，只有秋天傍晚的阵阵寒意。
　　几年之后，这寒意就真的袭上了他的心头。绍兴十五年（1145）3月，黄公度泉幕任满，“召赴行在”。他深知自己不合奸相秦桧之意，认定此去京城赴任凶多吉少，心中就是一万个不愿意，但“迫于君命，不敢俟驾”。真所谓去也忧忧，留也忧忧。在进京途中，黄公度行至福建福鼎与浙江苍南交界的分水岭时，但见落叶萧萧，北雁南飞，想起功业难就，知友飘零，不免百感交集，于是触景生情吟诗一首曰：“呜咽泉流万仞峰，断肠从此各西东。谁知不作多时别，依旧相逢沧海中。”此诗虽写峰岭上的流泉伤心作别各奔西东，但这种分别是暂时的，不久就会重逢在大海中。诗作生动传神地道出了分水岭上水流的特点，赋予山泉以生命和感情，把它们客观上的分流写成朋友或亲人之间无奈的离别，并预言殊途同归，后会有期。其时，与黄公度颇有交情的左相赵鼎谪居潮阳。后来谗者谓此诗寓意赵鼎不久将回到朝廷，因无确切史料，不敢妄定。但黄公度却因为此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黄公度一路逶迤，抵京述职后，他被授秘书省正字，喜出望外，欣然赴任。但席未暇暖，便有拍马溜须之徒迎合秦桧之意，参了他一本，说他图谋不轨，“欲着私史以谤朝政”。于是，秦桧一怒之下，便将任职不久的黄公度革职罢官。
　　对这一桩冤案，《中国状元大典》一书有此记载。绍兴十五年11月，秦桧的爪牙侍御史汪勃上书奏说:“李文会任殿中侍御史的时候，有一天接到了一封信，信上劝他不要仰宰相的鼻息,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还威胁说如若不从，就把他的所作所为记录在野史上，让他遗臭万年。这封信的作者就是黄公度，他意在替赵鼎摇唇鼓舌，包藏祸心，阴怀向背，真令人可怕！伏望陛下特赐严惩。”李文会也是秦桧的爪牙，秦桧把他安插在言路之上，专门充当攻讦政敌的鹰犬。赵鼎担任过两次宰相，既支持岳飞抗金，又举荐过秦桧，但终因反对秦桧议和遭到了秦桧的无情打击，被一贬再贬，后绝食而死。由于秦桧之流迫害政敌惯于捏造罪名，无中生有，所以黄公度是否真的给李文全写信，替赵鼎游说过，现在难以考证，但这件事至少可以证明他当时是与秦桧进行过斗争的。
　　相传，公度被罢官后，感叹国事日非，宦海浮沉，又值居于家乡的妻子遭瘟疫身亡。悲愤之余，他带着子女隐居于涵江鳌山村，他以雁鸟有不重婚之义，遂将其所居之处命名为“护雁顶”。他在“护雁顶”的西北处，建筑一屋，面积颇大，取名“逸叟林园”，自撰楹联两副，其一是：“纵观三江口，有朝一日废墟成闹市；遍视九里洋，不多几时沧海变桑田。”其二是:“道不拾遗，何须牧童坊士阁；海不扬波，岂容渔父闯人家。”横批“伯道之乐”。两对联句脍炙人口，流传至今。
　　绍兴十九年（1149）春，黄公度应洋尾人李富之邀游览整修一新的圣墩顺济庙，并题诗一首：“枯木肇灵沧海东，参差宫殿崒晴空。平生不厌混巫媪，已死犹能效国功。万户牲醪无水旱，四时歌舞走儿童。传闻利泽至今在，千里危樯一信风。”据考证，该庙在莆田涵江宁海镇，距湄洲岛约百里，系最早见诸文字的有封号的妈祖庙。《题顺济庙》是现存最早的歌颂妈祖的诗作。
　　但是，这种悠闲的日子没能持续多久。那些必欲置他于死地的奸险小人则进一步落井下石，硬说他当年过分水岭时所作的那首诗是为赵鼎而作，诗中表达了准备不久和赵鼎一起返京复职的意思。于是，秦桧不让黄公度悠闲，贬他到台州主管崇道观。过后犹不解恨，以岭南荒恶之地谪之，令他担任肇庆府（今广东肇庆）通判，后兼摄南恩郡守。在此后六七年时间里，黄公度均在岭南偏远之地担任小官吏。对此，黄公度傲然不屈，他既不怨天尤人，更不屈膝事奸，保持了正直文人的清高气节。
　　在岭南任职期间，黄公度居官清廉，勤政爱民，关心百姓疾苦，清理历年积案，免除苛捐杂税，革除民间陋俗，为当地群众做了不少好事、实事，政绩斐然。尤其是在南恩这个地方兴教育，办学校，培养人才，史书赞曰：“南恩自唐贞观置郡，是始有登第者。”
　　绍兴二十五年（1155）10月，恶贯满盈的奸臣秦桧病死。次年正月，黄公度被召回朝，任左朝奉郎。一日，高宗皇帝召见黄公度问以政事，黄答：“请皇帝总揽朝纲，使风俗纯厚。”受到高宗赞赏采纳。高宗还问道:“你在肇庆久待，可知岭南一带有何弊政？”黄公度答:“民弊多矣。广东小郡，有的十年不派官治理，代理者大都苟且为治，郡政废驰；有的即使派来长官，不过一年半载就卸任而去，朝廷只好另派新官。这样，地方疲于迎送，民受其害。”皇帝赏识黄公度的忠耿，就说：“如果你归属吏部，就不会出现这种弊病。”于是当即下诏，封黄公度为吏部考功员外郎（正七品），专门负责此事。
　　然而，宠信也好，荣耀也罢，这一切，对于青春已去、病体奄奄的黄公度又有什么意义呢？不到半年，这位正直的、儒雅的兴化人便默默的死于任所，年仅四十八，正是大展宏图的年华。时朝野上下“闻者皆以所蕴未究为惜”，都说“以公度之才识，造福国家，当有一番成就”。噩耗传到黄公度贬谪之地的岭南，“邦人像而祠之”，朝廷赠二品正奉大夫，葬于莆田枫莲山，此山故名状元山。
　　虽然，黄公度在宋代状元之中官职较低，仕途不达，《宋史》无传。但他诗文词赋兼备，着有《汉书镌误》、《知稼翁集》十一卷、《知稼翁词》一卷传世。《四库全书》收录《知稼翁集》二卷，《知稼翁词》一卷；《全宋词》收其词十五首。邑人陈俊卿称其文“典重温雅,如其为人”；其诗“格律森严，兴寄深远”，“自成一家”；并说他“以文章魁多士，有盛名于时，胸中洒落，议论宏壮”。清人陈廷焯对其词也推崇备至，说是“气和韵雅，得味外味；人品既高，词理亦胜”。宋人洪迈在《黄考功知稼翁集序》中亦给予很高的评价：“莆田黄公师宪，名声最卓而财至尚书郎，寿不满半百，梦幻覆手，天殱此良，大车云徂，出门折轴。人到于今伤之”；“坎壈推揠，无复有为”；“公既以词赋压英躔，故于诗尤精，大抵铿锵蹈厉，发越沈郁，精深而不浮于巧，平澹而不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