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莆田人的交往经验中，若要以一两个词来概括或介绍这座生养他们的城市，大概第一时间闪过脑海的只有“文献名邦”和“海滨邹鲁”。鲁，至圣孔子的故乡；邹，亚圣孟轲的桑梓。从字义上来看，不管是前者的直接定论还是后者的名人代言，无不揭示了这座城市深厚悠久的“崇文”传统。尽管在明末清初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边缘化、文化衰退化的莆田一度疲于续写既有的辉煌，于是这八个字就成了人们在漫漫长夜里自我慰藉的星光；直到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安定繁荣的大环境下，它们才重又变作激励和鼓舞，召唤出更多光前裕后的栋梁之才。 这形如正弦曲线般陡变的轨迹，其实也是一种暗示，即当我们置身恢弘神坛面前，必须以更客观的姿势、更平和的心态、更理性的情感和更辩证的眼光去解读一切历史镜像，哪怕需借助必要的质疑和自反，来达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的目的。只有这样，存在于每个渺小个体身上的光点才不至于被历史光晕所掩盖，才能汇聚成更耀眼的光芒。 不可忽略，在封建时代，科举制度赋予了这片土地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它始于隋唐，盛于明清，在漫长的进化中形成了一套严密而又完备的人才选拔制度。当年明月曾在他的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中，对有明一朝的科举制度详述备尽。那时的读书人都生活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巨大舆论场中，相信“学而优则仕”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主流途径，但据作者介绍，在这条崎岖道路上，他们至少应该接受四场大战役：一是院试，应试者将面临从童生到秀才的转变；接着是乡试，考上者将更进一阶，化身举人；再就是会试，通过者被称为贡生；最后才是考验是否拥有进士资格的殿试。这其中的一切荣誉，也都会被仕子们带回家乡，或雕于牌坊中，或刻于横匾上，或涂于灯笼间，代代相传。回首来路，地点不同，称号不同，距离自己人生理想的远近也在不断改变，难怪个中的痛并快乐，常被类比为“鱼跃龙门”。 今天，人们常常会诟病生硬刻板的科举制度对读书人创造力的绞杀抹灭，甚至还以此观照和评判当下的素质教育是否也沾染了些许封建习气。但无法否认的是，科举制度在不同阶级、不同家境、不同身份和不同民族的读书人中间，搭建了一座公平竞争的舞台。古代的科举考试鲜有舞弊，即使存在，其惩治力度也是极度严苛，因此，公平、公正和公开的游戏规则契合了中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国民心态，成为了吸引读书人前赴后继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在儒家典籍的濡染下，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观得以深入骨髓，并贯穿整部封建史；而知礼、知耻的风气，也成为了构成和谐社会所必不可少的砖瓦。 当然，科举制度并非就无可厚非。对四书五经的过分专注，使得人们无法敏锐地观察到科学技术带给这个世界的巨大变革，甚至还滋长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漠然，种种都为其后的丧权辱国埋下伏笔；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以前读书人略显病态和机会主义的学习动机：功名利禄为先，自身修为为次。反倒是在遭遇了挫折之后，他们才会想到以佛家的释然、道教的超凡来调节自己，获得人生的升华，如李白、苏轼、王阳明、曾国藩等众，莫不如此。但无论如何，从科举制度中浴火涅盘的精英，绝大多数还是经受住了时代和历史的双重考验。 位于北京国子监街的北京孔庙，当中立有一片进士题名碑林，198块巨型石碑上，共镌刻了元明清三朝共计51624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及其名次，是研究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珍贵文物。在莆田，自唐以降经过论证的进士共有2482名，这也使这座城市跻身全国十大进士地级市之列；其中，状元21人（包括正奏状元9人、正奏武状元2人、特奏名状元8人、两优释褐状元2人），榜眼7人，探花5人，历代宰辅（含追赠）17人。若以年代区分，有六七成进士出自两宋，二三成在明朝，剩下的在唐、清两代，暗合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千年兴替。 莆田的首位状元是唐末延寿村的徐寅，但他生不逢时，最终辞官回乡，将无尽的抱负遗留在绶溪的粼粼波光里。就这样到了北宋，他的后代徐铎不辱先志，与同乡人薛奕双双折桂文武状元，赢得了神宗皇帝“一方文武魁天下，万里英雄入彀中”的赞誉，莆阳从此声名远播；此后，这里又接连缔造了“一家九刺史，三代五廷魁”、“一门二宰相，九代八太师”、“昆仲两宰相”、“一门五学士”、“祖孙父子兄弟叔侄进士”等系列神话，令他域望尘莫及。 那么，在这个面积仅有四千多平方公里的海滨小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魔力，才能催生出如此绚烂的争艳花丛？其实，早在南宋，就有人发出过相同的提问。绍兴八年，全国进士总数293人，莆田人独占16位。其中，黄公度为状元，陈俊卿为榜眼，73岁的林邓年纪最大，18岁的龚茂良年龄最小，史称“四异同科”。这引起了当时皇帝宋高宗的极大兴趣，于是他问道，难道莆阳这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吗？黄公度答：“披锦黄雀美，通印子鱼肥。”陈俊卿则回道：“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听罢两人陈述的高宗当即大笑，点评曰：“公度不如卿！” 这以后，陈俊卿的廷对成为千古佳话，在莆阳民间广为流传。千百年来，“家贫子读书”演变成无数院墙里的家训，承载着一代代人对后世子孙的殷殷期盼。但倘若认真审视黄陈二人的口白，会发现这其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对抗：两人出自同一方水土，前者言富，后者言贫，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认知上的偏差呢？ 事实上，我们可以断定，两人说的都是真话，但彼时的莆阳也绝不贫穷。自北宋木兰陂修筑完成之后，被分流的海水日复一日，在此间冲刷出南北洋平原，加上适宜的气候和开阔的交通，莆田渐成闽中的鱼米之乡。黄公度所说的“披锦黄雀”和“通印子鱼”，就是当时产自莆阳山海的两大特产，因此，他想要告诉高宗皇帝，这里兴起的文脉，离不开农耕文明的有力支撑。即便是今天，推动一个地区的教育和文化发展，首要因素仍是经济。 而陈俊卿的叙述也绝不矫情，他在一个预设的前提下，阐明了莆田人崇文向学的坚定决心。早在初唐，从中原一路南下来到莆田的郑露、郑庄、郑淑兄弟三人，就是面对这满目贫瘠的土地和曼胡之缨的人民，在南山建起了莆田的第一座学堂——湖山书堂。他们“附凤凰翼，与木石居，和乐兄弟，游玩诗书”，在这里传道授业，广开教化，开启了簪缨蝉联的序幕。后人为了纪念他们，将其尊称为“南湖三兄弟”，并立“开莆来学”牌坊纪念之。 往后，书堂、书院在这里如雨后春笋般站立了起来，“十室九书堂”的盛况与官办的文庙、孔庙相辅相成，孕育出累累硕果。遗憾的是，兴化府文庙早已被拆除殆尽，成为福建下四府文庙中唯一不复存在的古建；平海卫文庙也仅余些许断柱残碑，被立于平海中心小学内供人凭吊；原涵江孔庙也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正学门。但我们仍应庆幸，与上三者的衰败毁弃相比，今天的莆田人仍可从保存良好的仙游县文庙、黄石文庙和度尾朝天文庙中，一窥去日繁华的清晰背影。 到了明朝，书生林龙江集儒、释、道三教教义为一体，创立了“三一教”。他生活的年代，正是东南沿海频遭倭寇肆扰的时期，于是，他在莆田各地的书院悬壶济世，救助在兵燹和瘟疫中受苦受难的人民，深受百姓爱戴。后来，这里的大小书院就成为了三一教传教布道的宗教场所。 悠悠岁月，沧海桑田。尽管时过境迁，但那场黄公度和陈俊卿从经济和风气两个层面关于兴教之道的辩论，于今犹有借鉴意义。对比清朝莆田科举的没落，其原因正是连年的战乱和截界，极大损伤了莆田经济的根基；反观2002年以来福建省的高考文理科状元，无一是出自莆田地区的学校，亦是由于在经济更发达、社会更多元的今天，人们对读书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对学习的信念也有所动摇。可见，这两者缺一不可。 然而，黄陈二人似乎还遗漏了至关重要的一点：一座城市的诞生、兴旺和衰落，这诸多的结点莫不受到人才去留的左右。不管是早前的中原两河流域，还是后来衣冠南渡的福建，又或是近代的通商口岸，它们的兴衰起落都是在移民潮的催化下完成。不同地域的智慧结晶，因为不同地域人民的迁徙交融，实现了碰撞与新生，才有了崭新的文明。 因此，今天的莆田只有以更开放的姿态，打破横亘自身日久的地域成见，去接纳老莆田人和新莆田人，去打造足以吸引人才的宜居宜业莆田，才能重塑昔日的神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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