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七，炒糖豆。这不是一首童谣，但一到七夕，我的耳畔总有稚嫩的童音在哼唱着这样的歌。
　　在我们乡下，有一些节日月份和日子数字是一样的，日月成双，就是吉祥的。三月三，出门踏青；五月五，是端午节，煮些雄黄蛋；九月九，是重阳节，登高望远。七月七，我们这里不叫“乞巧节”，原汁原味地就叫它“七月七”。
　　乡人是从晋代始从中原地区搬迁过来的，这么多年还保存着古代的习俗，只是有些节日随时代发展淡化了，如三月三和九月九。但五月五和七月七一定要过的。七月七的前几日，要给今年有丧事的亲戚送黄豆表示祭悼，乡人简称为“送豆”。我曾向老人们请教这个习俗的由来，但没人知道答案，他们都说，古货（本地话，古人）就是那么做的。现在回想起来，这代代相传的送豆习俗，传播的是孝道，很有孔子说的“慎终追远”之意。
　　小时候，我也曾问过老祖母，为什么七月七要炒糖豆呢。祖母说，那是牛郎织女七月七要在天上相会，大家炒糖豆，声音大，王母娘娘就不会发现他们了。我惊讶地说：声音这么大，还不把王母娘娘惊到？祖母想想也有道理，最会只能这么回答：古货就是这么说的。
　　我们这些孩子可不管七月七的来历，七夕快到了，我们的兴奋点都转移到爆米花。七月七的前几天，消失已久的爆米花师傅一定挑着黑黝黝的爆米花筒出现在村里，架起红泥小火炉，拉动黝黑的风箱，风呼呼地托起火苗，火苗伸出几条舌头，舔着铁制的爆米花筒，这个像炸弹一样的铁筒滚动着我们能馋出口水的眼神。等筒里的温度和我们的盼望都达到极点时，爆米花师傅张开一个同样颜色黝黑的大麻袋，套在铁筒口，拿出铁锤，往筒口的阀门一敲，一阵特有的爆米花的香气就在村里“炸响”了。我们爆米花用的是自家农田“特供”的有机肥大米，无农药残留，无污染。大米爆破后，开出一朵朵蓝花印布上那种细碎的花，白白的，边缘略带金黄。这是儿时的乡下，大米也能开花。爆好的米花要留着七月七炒糖豆，母亲都会抓一把爆米花给我们先吃，有时慷慨地给了一杯。因为珍贵，所以我们特别珍惜，我们吃爆米花不像后来那样随便捏一把放进嘴里，囫囵吞枣，我们一般都是一粒一粒地吃。先用舌头卷入，然后送至牙上轻嚼，最后和着舌尖上涌出的唾沫咽下，这样，一种特有的香味和甜味一直在齿颊上流芳到现在。
　　七月七的那天，母亲要早起，拿一些黄豆淘洗后，浸泡在清水里。没这道工序，黄豆太硬；浸泡太久，黄豆又太软，嚼劲不足；乡下的母亲总是做得恰到好处。七月七的中午一般要吃一顿炒面，然后把铁锅刷净，准备炒糖豆。有时还要刮净锅底的草木灰，于是村庄里到处呼应用锄头尖与铁锅摩擦的聒耳声响。那时家家都用柴火灶，炒糖豆一般要用劈成一爿爿的木柴，烧蔗叶或花生藤火焰不稳定，炒糖豆容易烧焦或夹生。老祖母在灶下生火，母亲在灶台边挥铲，我们这些小孩子流着口水围观。先小火慢火炒黄豆，火势太猛，容易让黄豆外焦里嫩，有一股焦糊味儿。等黄豆均匀受热后，添柴加火。炒了一小会儿后，要加入花生。花生也是自己农田“特供”的，我们一个个地剥壳，放烈日下晒干。花生容易熟，要等黄豆炒三成熟后再放。这时母亲挥动的动作更轻，如果手重了，花生仁的皮就脱落了，会烧焦，且花生也会分瓣碎裂。黄豆和花生在热火的烘烤下，偶尔会炸裂，发出细微的喊痛声，在我们听来，却是动听的音乐。
　　黄豆花生炒熟后，未燃尽的木柴要退出灶膛。锅里放入爆米花，要马上加糖，锅的余热足够融化糖。炒糖豆，要放红糖，一是色彩搭配好看，二是乡人认为红糖更能补养身体。高档的白砂糖粘性不够，很难把三种食物融为一体。红糖一般是农家小作坊用“蔗模”碾压和熬制的，不加入任何添加剂。红糖融化后再凝结，炒糖豆就制成了，剩下的任务交给我们的虎牙。
　　那时的小孩子都会用纸折叠一个船型的纸盒，用以装炒糖豆。这装满炒糖豆的船，从我们的手上开始驶行，抵达我们嘴巴的港湾，有一部分香气挤向鼻孔的通道，一部分在齿颊处徘徊不去，还有一部分在舌尖的甲板上继续前行，通过喉管和食道的远洋航线，进入我们的胃部。这一艘艘特殊的纸船，在经过生活的大风大浪后，仍然稳健地劈波扬浪，航行到到处都是玉盘珍馐的现在。
　　现在生活好了，食物也丰富了，街上的葱饼摊也少了，偶尔看见一个，蹲在街角，像一个落寞的老人。我有时也买几个，但没有了儿时的生活环境，我也品味不出当时的美妙感觉。有一些感觉会随岁月而流逝，很难再找回了，这也是远离乡村的我们有时会突然涌起乡愁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