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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学士说贪泉
——读柯潜《赠广州知府李君序》
【发布日期:2014-05-23】 【来源:】 【阅读:次】【作者:阮其山】
    明代莆田县人柯潜,是一位状元出身的儒臣,以“高材远韵,清标粹学”闻名于世。殊不知,柯潜还是吾莆历史上一位为人质直、操行介特的大清官。我们不仅可在史传、杂记中见其清廉守正事迹,还可从其遗世文集《竹岩集》里识其超越世俗的廉政观念。柯潜文集所录《赠广州知府李君序》,乃是一篇以故典贪泉为题,倡导清廉从政的好文章,堪称莆田廉政文化的一篇佳作。
    贪泉,是位于古代岭南,距广州二十里外石门(今广州南海县西北)的一泓清泉,始名于南北朝时期。时广州虽是蛮荒恶瘴之地,因其地包带山海,盛产奇珍异宝,“一箧之宝,可资数世”。故此,凡派任广州剌史者,多成贪赃黩货之徒,历任率然成风。百姓看在眼里,怨在心头,却无能为力。于是编出贪泉故事,称凡饮此泉者,皆“怀无厌之欲”,把官员之贪归咎于饮用当地贪泉所致。
    时朝廷欲革除岭南贪黩之弊,于是特选任清俭廉洁,“勤苦同于贫庶”的晋陵(治所今江苏常州)太守吴隐之出任广州剌史。
    吴隐之衔命赴任,闻贪泉之掌故,对其亲人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意思是,不见到可以引发欲望的事物,就能使心境不乱。所谓越过五岭就丧失清操的奥秘,我已经知道了!”于是特到贪泉舀水喝,并赋诗云:“古人云此水,一歃(饮)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夷齐,指商朝孤竹君之子伯夷与叔齐。父君死后,两人互让王位。商灭后又隐居山林,不吃周粟而饿死。古代视二人为节操不移的高尚之士。隐之以诗言志,表示饮贪泉而不改自己清廉之志。
    吴隐之果然是个历经官场权力考验,不改清廉本色的清官。《晋书·吴隐之传》记载,他在广州府任上,清操更为激厉,平日伙食不过是蔬菜、鱼干而已,配给的帐幕、器具、官服,都交付官库收藏,保持清官本色。当时人们都认为他是矫饰做作,违常立异。然而吴隐之始终不改清俭之习,以身作则,破解贪泉传说之谜。
    后来,东晋名将刘裕令其返京,“归舟之日,(行)装无余资。”抵京后,居住数亩小宅,茅屋仄陋,几乎容纳不下妻子儿女栖身。刘裕赐给车和牛,又为他建造住宅,都坚决推辞。后来迁升中领军(禁军统帅),依然不改清俭。每月初得到俸禄,只留下自己口粮,其余都分别赈济亲族。家人靠纺织所得供给家计,不时面临困乏,以至于有时两天只吃一天粮食。身穿布衣亦残破不完整,妻子儿女一点都沾不了他的光。鉴于吴隐之清操不渝,朝廷屡予褒饰和优赐,廉士亦以此为荣。其子弟复厉清操,以清廉谨慎为家法,传承清风。
    吴隐之的清廉事迹,一经《晋书》立传宣扬,遂为古代政坛的流传千古的佳话。其所破解的贪泉之谜,亦成为古代廉政文化的着名典故,为后世士族精英所津津乐道和躬身效法。可是亦招来一些非议,说他是“矫激以为廉”,意思是矫饰真情,沽取廉名。
    柯潜作为清正耿介的饱学之士,熟知贪泉典故所具有的意义,更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因此,当杭州人李君(惟用)衔命出任广州知府,索求赠言之际,自然而然想及流传千百年的贪泉故典,写出一篇生动清新、寓意深长的赠序,为吾莆古代廉政文化再添佳章。
    柯学士论说贪泉,纵论古今,出语有章,丝丝入扣,直抒高见。其说有三:
    一辨泉之名实,为贪名而鸣冤。
    柯潜首先对泉的名号作了全面辨析,指出泉因其出现形态不同而名称各异,正出者曰“槛泉”,侧出曰“   泉”,涌出曰“    (喷)泉”,又有应瑞而出者曰“醴泉”。但唯独未详“贪泉”之名。又对泉的习性细加分析,认为泉有利于滋润万物,类似人的仁(仁爱);因其清澄可用于鉴定事物,类似人的知(智,明智);它趋而就下,随崖石曲折而周旋,类似人的礼(礼数)。可见,泉最初并无所谓贪之性的。于是疾呼:不用其所具有的仁、智、礼君子习性称其名,却以其所无的贪婪之性来侮辱它,泉亦何罪哉!大为贪泉的恶名叫冤鸣不平。
    究其因,柯潜指出,有人认为广州郡多产珠玑、犀象、石英、钟乳之物,又因地处岭海,距离天子国家不只万里,大凡官吏在此者,率相承弊,肆为贪墨。百姓号诉无所,就拿泉来承当他们的激怨,云云。这种说法固然合乎情理,却让本具君子仁智礼之性的清泉,戴上贪名,蒙上了不白之冤。换言之,贪泉不过是当地贪官贪黩恶行的替罪物罢了,它本来是清白无罪的。
    二考吴隐之清廉事迹,坚决维护其廉名。
    柯潜指出,昔吴隐之尝任广州剌史,过贪泉饮而赋诗,宣示不改清廉之志,终以廉吏闻名于世,从而使贪泉亦尝一雪其冤。自后廉吏不兴时,迄今有千数百年,故而贪泉又恢复其贪名。
    世人议论吴隐之饮泉之事时,总说他是矫饰作秀,标榜清廉。柯潜追溯吴隐之事迹,认为这是不了解吴隐之其人的偏见。他指出,凡事取决于天意的,是不可以人力抗争的;而“贪可使廉”,则在于人的。一洗弊习陋规而革新它,难道不是贤能善事吗?吴隐之深知此道,奋而一试,使人知道“贪廉由己,而泉无预焉”(贪廉全由自己,而与泉无关的),由此深信吴隐之是贤能的。怎么能说吴隐之是矫饰真情、沽名钓誉吗?坚定有力地维护吴隐之的廉名。
    三寄望李君大着廉名,再为贪泉和吴隐之洗白。
    柯潜简要地介绍了李惟用君的情况:由国子生授同知,历官漳州、真定二郡。又以泉之仁、智、礼,喻其泽下于民、明周于物、馨折(恭敬之意)下士的良好政风。任官九载,“名不一沾刑录,吏部署其操行为廉,署其功为懋”,因而有广州知府之擢。由此可知,李惟用与当年吴隐之一样,都是因居官清廉而升任广州这个易生贪墨之郡的长官,肩负重大的肃贪使命。作为出知赠言,柯潜寄语李君赴任过贪泉时,应以当年吴隐之为榜样,“一试饮之”,必将大显其清廉名声。从而使贪泉亦随之再次昭雪其贪名,吴隐之亦得以洗脱所谓矫饰沽名的恶名。
    中国古代士族精英,历来推崇清廉为居官执政之本。柯潜所言“一试饮之”,不是单指饮啜一瓢贪泉的细节而已。窃以为,柯学士是勉励李知府,要像吴隐之那样,勇于奋起破除迷信,革除陋习,不改清廉本色,以清泉之仁、智、礼习性,安民济世,廉慎居官,惠泽于民,这才是博取廉名的必由之路。一旦清廉成为官场执政的一种常态,贪泉之名便不复风闻;对清官廉吏所谓矫饰沽名的猜疑,亦将烟消雾散了。可谓言浅意深,语重心长矣。
    柯潜是吾莆一位善文之士。其门生、翰林侍读学士吴希贤,称其“以文章雄一世”。认为其平生负直气,操行介特,发而为文,类其为人。清新微婉,绰有风致。“遇事感发,言论侃侃,扬榷古今,毅然自负。”这种文风,在本篇赠序中亦有充分的体现。
    单以本序谋篇立意而言,毅然以贪泉为题,不仅与吴、李古今两位广州太守的居官地与职务如此贴合一致,而且二人的升任背景亦如此类同。其地情与人事与贪泉故典可谓天作之合。而且,赠序自始至终直切清廉居官之本,所提的“贪廉由己”结论,体现官吏居官清正、严格自律精神。于今,仍有振聋发聩之威力。不但显示文法之精巧,更见知其匠心。让人再次品味“柯家文章”之妙。
    必须指出,贪腐历来是权力的共生物。出身贫困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甚至采取剥皮填草示众这样极端的手段警戒官吏,以身试法者前扑后继,贪腐依然不绝,说明人性之贪婪是何等的顽强!说明单纯的道德自律力量,亦往往是有限的。以至于官场贪腐成为古往今来,历朝历代难以医治的一大痼疾。只有把权力关进笼子,以道德的自律与严格的法制相结合,从而造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环境,才有可能形成居官清正、廉洁从政的良好政治生态。
    最后要说明的是,关于李君惟用其人,笔者查检广州、漳州、真定三地方志,未见有李惟用任职的记载。而《漳州府志》则有钱塘人李恕,正统间任同知的记载;《广州府志》亦有景泰四年(1453)李恕任知府(监生出身)的记事。据此可推测,这个李恕,很可能就是柯序里的李君惟用。“恕”当为其名,“惟用”则为其字号。古时对士人往往不直书其名,而以字号敬称之,聊供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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