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是多层次的。例如同样是高中部，有的学校越办越大，完成招生任务以后，还可以扩招“议价生”，财源广进，变成了超级中学；有的却是相反，规模越办越小，不仅完不成招生任务，而且还面临关门的威胁，国家对这些学校的投资等于“泡汤”了。但是，好的学风却让人理论联系实际，不为名，不为利，为推动和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发展而努力奋斗，富有敬业奉献精神，所以，相比之下，好的学风是全社会最大的幸福。 宋朝就曾经因为学风不正，陷入冗官冗费的困境。1030年，为了摆脱这个局面，宋仁宗进行教材改革，首创启用《大学》和《中庸》，作为礼品分别赠送给新科进士们。 《大学》强调的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好的学风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在这里，作者总结了古时候人特别是尧舜禹三君子的实践经验，指出了好的学风是社会的需求，突出了成年人“以修身为本”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据本市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之三十九《蔡襄传》记载，蔡襄刚好是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为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1036年，“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请与同贬，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不言仲淹之非辜，由是三人者皆坐谴。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更用辅相，亲擢靖、修及王素为谏官。襄又以诗贺。三人列荐之，帝亦命襄知谏院。”这个记载说明，学风端正了，新的官风就出来了，在廷议中，正确的有人支持，而且还是前赴后继，不怕打击，不怕杀头；在地方官员中，廷议有人关心，从而引起了民风的变化，蔡襄便是那样，他那时为西京留守推官，却写了“《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宋仁宗赏罚不明，竟然引起了国内许多平民百姓的关注，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更加令人振奋的是宋仁宗那时不是执迷不悟，而是纠正错误，把范仲淹、欧阳修、蔡襄等选拔上来，予以重任，1043年新的政治局面即庆历新政终于开始了。 庆历新政“精贡举”，推动和促进了宋代教育的发展。首先，得中进士者数量增加了。据本市明弘治《兴化府志》卷十六宋进士科记载，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开科取士始，至庆历二年（1042年）82年，兴化军得中进士93人，其中，莆田县63人，仙游县24人，兴化县6人。从庆历六年（1046年）到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仅仅24年，兴化军得中进士就达到94人，其中莆田县67人，仙游县23人，兴化县4人。以后，那是越来越多了。 张琴在《重刊福建兴化县志序》中说：“县虽僻处万山中，而泉石奇秀，如鲤湖、夹漈，皆以风景名天下。有瑞云峰，盘据永泰、莆田、福清三邑间，古有‘瑞云山下出三元’之语，乾道丙戌（1166年）科萧国梁发大魁，己丑（1169年）科郑侨，壬辰（1172年）科黄定继之，郑侨尤以相业显。时人有云：‘相去之间不百里，七年三度状元求。’洵佳话也。郑厚、郑樵筑修史堂于东山，兄弟上书，名震海内。《通志》一书，至今学者奉为圭臬。《选举志》称宋登进士第者九十余人，诸科、特奏名四十余人，童子科四人，宏词科一人。地灵者人自杰，其信然欤！”兴化县人口不及莆田县的十几分之一，得中状元却是并不比莆田县少，而且还多了一个武状元。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宋代兴化县得中进士居兴化军首位。所以，张琴在序中对古兴化县教育成就赞叹不已。 其次，学校教育有了大的发展。《游洋志》即《重刊兴化县志》卷二《儒学志》说：“儒学，旧在兴泰里，宋绍兴（高宗年号）二年（1132年）邑宰詹公卓然建于尉厅；又以其地狭陋，乃移于三圣堂，规模甫立。”弘治志卷十五说，“庆历四年（1044年）复有诏立县学，县满200户以上者”。这就是说，兴化县学在宋高宗绍兴二年以前早就有了，而且很有可能是在庆历四年时立的。那时该县人口不多，就有一所县学，莆田县人口比她多了十几倍，也只有一所县学。那时县学和郡学相当于今天专门培养干部的本科大学，学生送礼部考核后就可以做官或去学校教学生。这说明，庆历新政后，宋政府重视山区教育，办教育向山区倾斜，兴化县因此得天独厚。而且那里的人民也没有辜负中央政府的期望，为国家奉献出了许多优秀人才。 这说明，好的学风会让国家教育投资立竿见影，效果日益显著。 兴化县教育引人注目 ，官风呢？据《游洋志》卷之三记载，庆历新政以后，兴化县先后有两位受到人民群众好评的知县。 许世昌，庆历六年（1046年）来宰斯邑。爱民如子。其有笞杖之刑，亦只示辱而已。且清白自持，但饮邑中一水，馀无所取。百姓比于召信臣。 张彦博，嘉佑二年（1057年）宰斯邑。有雷厉风行的之风，有宽厚待人之量。老百姓一旦犯法，不用审问，不用动刑具，所犯的罪行就会一清二楚；老百姓也无不佩服他办事效率高。所以，县令梅泽在堂壁上题词：“由太平以至元丰，历百馀年，临是邦者惟闻许公世昌、张公彦博仅称贤令焉。”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兴化置县；到了宋神宗元丰时（1078-1085年）恰恰经历百馀年。 许世昌、张彦博等县令的事绩说明，庆历新政以后，官民关系有了改善，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在落实新政中建功立业，受到人民群众的好评。 因此，相比之下，好的学风是全社会最大的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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