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许先生在《莆田晚报》发表《〈闽书〉读不出南溪草堂》一文，提出，“南溪草堂究竟在哪里？却始终是莆田历史文化之谜。”又称，他去年结合多次到九龙谷一带的田野考察，以及新发现的宝峰禅寺，“认定南溪草堂就在莒溪溪南村宝峰寺山下、虎堀溪畔，而并非在广化寺旁3里处。”（下称“溪南说”）似乎先生真的破解了莆田历史文化上一个重大之谜。 南溪草堂是明熹宗朝礼部尚书、莆田人林尧俞，晚年告假归乡后，在莆田城南南山广化寺后山营建的一座别墅。从笔者近年接触过的部分莆邑郡县史志来看，对林尧俞南溪草堂的记载，自然也包括地址，并不算少。但从莆田历史文化上考量，它并不算是什么重要的事项，许文却奉之为什么“圣地”；对其地址亦从来没有过有什么异议，许文却声称什么“始终是莆田历史文化之谜。”云云，极尽夸大之能事，令人不知底里，造成了混乱，故有考辨之必要。 闽莆史志对林尧俞南溪草堂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则。 明代何乔远《闽书·林尧俞传》曰：“（林尧俞）结留云阁、南溪草堂，拉名缁胜侣（指僧人）其间，染翰赋诗以为乐事。”何乔远系明万历进士，卒于崇祯四年（1631），差不多与林尧俞同时期人。《闽书》初成书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崇祯元年（1628）至二年补缺刊印。尧俞于天启五年（1625）建南溪草堂，距何修订刊印《闽书》仅三四年，所载当为确事。 《闽书·方域志》对南溪草堂的地点与营建，有更为详尽的记载。其《凤凰山》条目曰：“天马东麓，南寺也。莆中今以南寺为胜矣。……去寺三里，有大迂坑，乱山中，有泉喷涌，汇为澄潭，两岸如削。邑人宗伯林尧俞辟治之，曰南溪，山负乎楼背，水周乎堂下。” 据此可知，南溪草堂是林尧俞于广化寺三里处的乱山中，利用迂曲的大溪水坑，与乱山中喷泉汇积形成的碧水潭整治而成的。因该溪系南山之溪，故曰：“南溪”，并把草堂命名为“南溪草堂”。所建草堂，楼堂背靠着山，溪水环绕堂下，兼得山水之胜。 到了清乾隆二十年（1755），邑人廖必琦纂《兴化府莆田县志》，对南溪草堂也有明确的记载。该书《舆地志》曰：“南溪。去凤凰山三里，为南溪亭，亭中有浣花坞、雪涧、小天门诸胜，林尚书尧俞建，今遗址犹存。” 据此可知，南溪草堂又别称“南溪亭”，含有浣花坞、雪涧、小天门多处名胜。据此，林尧俞的草堂，即别墅，乃是一组景观，一个小景区。所谓雪涧，可能是指山涧泉瀑喷发，水花如雪的景致。廖必琦记载的南溪草堂景观，比《闽书》更为具体详尽，并表明“今遗址犹存”。时距林尧俞营建草堂，历时150年了。 大约八九十年后，清道光间(1821—1850)，邑人林扬祖（号岵瞻） 修《莆田县志稿》，该书《林尧俞传》曰：“（林尧俞）抵里门，与故人觞咏，筑南溪草堂。”可知南溪草堂，常有故人往来，为林尧俞聚友觞咏之所。 到了民国三十四年(1935)，邑人张琴修《莆田县志稿》。该书《古迹》一节曰：“南溪草堂，在南山后南溪岭，明尚书林尧俞别墅。清初知县俞荔重葺之，艺松种竹，顿复旧观。今已片瓦不存矣。”据此可知，南溪草堂在清初曾由莆田知县俞荔重修，恢复了旧观。可是，历经二百多年后，到民国时已经完全废毁了。 值得注意的是，莆田文史老前辈宋湖民先生的《莆田掌故见知录》，记载了亲赴南溪草堂遗址拓印南溪碑的经历。该书《南溪》条目曰：“去凤凰山三里，为南溪，明尚书谥文简林尧俞建亭于此，中有浣花坞、雪涧、小天门诸胜。今遗址就湮，仅有一石，文震孟（江苏苏州人。 吴门画派创始人，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徵明曾孙）书‘南溪’二字，岿然独存耳。余尝偕慰民、平若往拓石刻、纸初上石、辄为风裂破，如是者五次，竟空手而归。” 宋老先生这则记录，除采用廖必琦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的有关记载外，还记载亲历拓印文震孟南溪碑题字之事，为南溪草堂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见证。或许该碑尚有幸存之可能，希望能引起文物部门和广化寺寺主的重视，发掘寻找。 上列援引闽莆志书中六则关于南溪草堂的历史记载，仅是笔者目前所已见者（诸如清康熙间林麟 的《莆田县志》，因故未能见阅）。虽非全部，然已足以证实南溪草堂的真实地址，并非许先生多次于常太镇九龙谷一带田野考察论证，所得的结论——常太莒溪溪南村，反而是其一再论辩，并力加否定的南山广化寺三里处的南溪。而日前发表的《〈闽书》〉读不出“南溪草堂”》一文，再次确认了所持的“溪南说”。 我们从上述这些历史记载中，还进一步获知了南溪草堂的营建过程，地理环境，景观规模，及其功能与遗存。无疑是研究南溪草堂的珍贵史料。 总而言之，仅此数则史料，已充分有力证明，许先生所推断的“溪南说”，是完全与已有历史记载相悖的，故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因而是错误的。同时需要强调的是，这几条史料，且非孤证，他们可互为佐证，进而增强了历史记载的可信度。 史料是历史学之细胞。充分运用古代史志的记载，无疑是获取史料，进行历史考证的首选和较佳途径，往往有事半功倍之效。笔者所列举这六条明清莆田的郡县史志，对林尧俞南溪草堂的记载，总的看比较明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有近人宋湖民先生的提供的拓碑一事的实证，从而成为符合历史真相的记载，其可信度是确定无疑的。 这也充分表明，南溪草堂的遗址问题，本来就是十分明确的，从来就不是一个什么“莆田历史文化之谜”，直至今日，亦不是一个什么学术问题，根本不需要再去探寻考证的。许先生却撇开现有珍贵的历史记载，把它作为一个伪命题，历时年余，探寻考证，不仅费神劳力，反而生出一个错误的“溪南说”结论，以假乱真。这正是其忽视历史记载的可悲结果。 这里必须指出，拙著林尧俞评传关于林氏南溪草堂注文，一共罗列了多条史料，何乔远《闽书》只是其中之一。即便许先生所辨析的《闽书》这一条，也因其不明《闽书》写作与成书全过程的真相，而是割裂其前因后果，以至于又一次陷于对史料的误读，以至于匆忙质疑、草率论定，声称什么“从《闽书》是绝对读不出‘南溪草堂’来的。”对此，拟另文再作辨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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