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溪草堂”是明代礼部尚书林尧俞1625年编篡《显圣录》母本和写首序的地点。因而，它是研究妈祖文化不可或缺的圣地。 然而，“南溪草堂”究竟在哪里？却始终是莆田历史文化之谜。 去年，笔者结合多次到九龙谷一带的田野考察，以及新发现的宝峰禅寺，认定“南溪草堂”就在莒溪溪南村宝峰寺山下、虎堀溪畔，而并非在广化寺旁3里处。 对此，阮先生在两篇关于林尧俞的评传中提出异议：“近有人考证认为，南溪草堂是在常太的莒溪，完全把林尧俞草堂的方位搞错了。……违背众多的历史记载”。他引证的史料之一，为明代何乔远《闽书·方域志》“凤凰山”条目：“（南溪）去寺三里，有大迂坑。乱山中，有泉喷涌，汇为澄潭，两岸如削。邑人宗伯林尧俞辟治之，曰：南 （溪）。山负乎楼背，水周乎堂下。” 然而，何乔远《闽书》所载之南溪，与“南溪草堂”无关。理由很简单——何氏写作《闽书》时，南溪草堂尚未诞生！何乔远（1558-1631），字樨孝，泉州城内人。明万历十四年进士，官至户部右侍郎。其为人刚直不阿，持正敢言，因而累遭权贵排挤，两度辞官归家，居家二十余年。经查，万历四十年(1612)起，居家著述的何氏开始纂《闽书》。历时8年，万历四十八年(1620)书成，共154卷。其材料主要来自福建各府州县的志书。 而按阮先生考证：明天启五年（1625），林尧俞告假回乡。“林尧俞归莆后，于城南南溪岭建别墅，名曰南溪草堂。”也就是说，《闽书》成书5年之后，“南溪草堂”方才问世。试问：成书日期与“南溪草堂”问世前后整整存在5年“时间差”的史料，怎可能“对南溪草堂的记述甚为明晰”呢？！换言之，从《闽书》是绝对读不出“南溪草堂”来的。 造成误解“南溪”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在于不知晓得它其实是险峻的“南溪岭”之缩称。成书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莆田人林登名所著《莆舆纪胜·长基岭》载：“凤凰山之南，有岭高危，近三四里间，则南溪之胜可寻也。由南溪岭而上，……三径相联处曰接待岭”。它逶迤于今广化寺至龟山寺的道路上，长“近三四里间”。一位亲历者称，他30年前途经修葺一新的“南溪亭”，就在广化寺通往朱坑（是否就是何乔远转述的乱山中的“大迂坑”？待考）的路旁，内供奉山神、无常塑像。亭联中有“南亭位此复芳名”、“旧貌换新颜念昔善人立丰功”等语句。可见就是后人所谓的“今遗址犹存”的南溪亭。上述联句也证明，林尧俞在凤凰山南面、南溪岭之上，确实留有遗迹，那便是“南溪亭”，而并非“南溪草堂”。笔者揣测，“林尧俞辟治”的，应该就是“南溪亭”。其四周景色不错，有乱山、泉潭，“山负乎楼背，水周乎堂下”（《离骚》曰：水周于堂下也）。亭子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供人驻足观赏景观。但亭与屋二者岂能划上等号？ 反过来想想吧，如果南溪草堂真的就在南溪亭子旁边或附近，饱学之士们总不会漠然视之，或者糊涂到主次不分，喧宾夺主吧？看来，造成误解“南溪”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不知晓得它其实是险峻的“南溪岭”之缩称，其错误思路是“南溪岭”=“南溪”=“南溪草堂”。 其实，从南溪亭的设置，应该就可以想见南溪草堂与之有相当一段距离。亭子古时候常建于路旁或园林之中，以供行人和游人驻足休憩，它因功能而得名。《释名·释宫室》：“亭，停也，亦人所停集也。”所以三里一短亭，五里一长亭，“长亭更短亭”，其最主要功用就是供行走之人止步歇脚的。 南溪草堂不在广化寺近旁的理由之二是，如果二者真的近在咫尺，那么，林尧俞等人在诗篇中也应该留点痕迹吧——不至于只见龟山而无视更加著名的南山吧？而且，明万历之后的诗人们游览广化寺，理应也会提及名闻遐迩的南溪草堂吧？很可惜，查遍包括《莆田广化寺诗选》等上百首诗词，依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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