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儒学是一门学习和研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发展，传播尧舜禹之道的社会科学。 中国儒学和尧舜禹之道一样历史悠久。《论语》的《尧曰》篇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大意是说，尧禅让舜时传授工作方法，并且希望他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当念四海困穷，“天禄”永远保持不变。舜禅让禹时也是这样地命令禹。这一记载说明，华夏政权建设民是基础臣是骨干君是领袖。领袖带头亲民，选贤举能，讲信修睦，实行轻徭薄赋，保持了艰苦奋斗作风，赢得了人民群众拥护，有着牢不可破的政权建设基础。这是华夏国家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 那么，谁来不折不扣的传播尧舜禹之道？答案是中国儒学。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述而》）老彭，《四书集注》说，“商贤大夫，见《大戴礼》，盖信古而传述者也”。这就是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中国儒学人学习和研究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引人注目的是，同一历史研究课题，中国儒学往往有着自己不同的答卷，在这里，试举一例说明。 在《四书集注》的《孟子序说》中，朱熹说：“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 其前引言注释说：“程子曰:‘韩子此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出，必有所见。若无所见，不知言所传者何事。’”后引言却说：“程子曰：‘韩子论孟子，甚善，非见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论荀、扬则非也。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扬子虽少过，然亦不识性，更说甚道？’”就这样，经过“集大成”之后，孟子之死竟然成了尧舜禹之道失传的分界线。 但是，司马迁在《史记》的《孔子世家》中却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说明，尧舜禹之道传到孔夫子之后又代代相传，不是传到了孟子就呜呼哀哉了，而是传了十余世，到了司马迁时代还在传。 有比较才能鉴别。以上二者谁是谁非？韩愈所以错误，原因有二，一是视线太短，要是拉长了点，就会一清二楚：荀子和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杰出代表，陆贾是汉初儒家学派的杰出代表，魏征是唐初儒家学派的杰出代表……唐宋八大家，韩愈第一名，他所以会出那样的错误，很显然他忘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成就。二是君臣民一起上，视野广阔，尧舜禹之道易于显现。司马迁就是这样，在他那里，“天子王侯”简直成了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尧舜禹之道的带头人！六经皆史，众所周知。但是要掌握它，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需要听听孔夫子的声音，好好总结孔夫子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经验。于是，《论语》、《礼记》等学习资料也就应运而生。“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从战国初期开始，天子王侯成了学习孔夫子言论的带头人。汉初，在陆贾的耐心劝谏下，汉高祖刘邦终于转变思想观念，实行休养生息制度，轻徭薄赋，尧舜禹之道又一次在神州大地安家落户。从中可以看出，《史记》是儒学著作，传播的是尧舜禹之道。所以，人们称它为“信史”，即不说假话信得过的历史著作。 治史贵在“述而不作”，即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下结论，既不夸大其词，也不任意缩小，做到恰如其分。孔夫子承前启后，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创办私学，以六经为教材，传的是真经，很得人心。许多人前往求学，学习三年之后，就可以去社会工作，领取实物工资谷。据说孔夫子有学生三千，贤人七十二，有的还是“王者师”，有着他人无法比拟的教学效果。所以，孔夫子为中国儒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是春秋后期儒家学派的杰出代表。 在这里值得指出，《大学》和《中庸》原是《礼记》的名篇。作为单行本，宋仁宗首创启用这两篇。 据本市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之十六《宋进士科》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王拱辰榜之后夹注：“是年赐《大学》篇，自后与《中庸》间赐。”这个记载告诉我们，在宋仁宗时，初开始，《大学》和《中庸》作为礼品分别赠送给新科进士们。 《大学》篇强调的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大学阶段学习的宗旨是提高道德品质修养，做到亲近平民百姓，把各样事情（读书和实践）办得好上加好，精益求精。无论是谁，是君是臣，还是民，都要从思想上树立“亲民”这一关键性问题。要是君亲民，臣亲民，民亲民，大家都来亲民，那么，对于推动和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发展，也就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有了尧舜禹之道，宋朝旧貌变新颜，1043年范仲淹任宰相，施行十大政，精贡举、厚农桑等，史称庆历新政；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几年之间，一万多个农田水利建设横空出世，十分壮观；到了12世纪初期，东京成了世界上最繁荣最美丽的城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为之作证明。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出任宰相，把自己的学识奉献给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提出了“抑侥幸”即不要搞封官许愿、“精贡举”等决策。宋仁宗下诏纠正错误，实行新政，改革吏制，改革考试制度等。例如，进士考试旧时仅仅诗赋，新政则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后来这个制度成为了宋朝中期的既定方针政策，王安石任相时这样做，司马光任相时也这样做。 更重要的是，新政还引起了全国各地的热烈响应。例如在兴化军三县，学校越办越好，得中进士者数量增加了。据本市明弘治《兴化府志》卷十六宋进士科记载，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开科取士始，至庆历二年（1042年）82年，兴化军得中进士93人，其中，莆田县63人，仙游县24人，兴化县6人。从庆历六年（1046年）到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仅仅24年，兴化军得中进士就达到94人，其中莆田县67人，仙游县23人，兴化县4人。以后，那是越来越多了，不断加入了“为人”的行列。更重要的是，有了孔夫子榜样，君亲民、臣亲民、民亲民之风不断谱新篇，神州大地春意盎然。 综上所述，中国儒学和尧舜禹之道一样历史悠久。中国儒学是一门学习和研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发展，传播尧舜禹之道的社会科学。同一历史研究课题，中国儒学往往有着自己不同的答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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