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不惊人死不休”。古今中外作家，都十分注意对作品的修改， 即使是名家高手也不例外。

古代名家改稿

    据《史记》记载，吕不韦与儒生辑成《吕氏春秋》后，于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请诸侯、游士、宾客，能增损一字者，赏予千金。这就是“一字千金”的典故。作家为了改好作品，哪怕一字半句，也往往为之绞尽脑汁，苦费心机。杜甫诗曰：“新诗改罢自长吟”。可见他是重视改诗的。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载：陈舍人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减”，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所补四字,　均不如老杜“过”字为工， 陈公叹服。
    欧阳修对自己文稿，“出入观省之，朝夕改”。其名作《醉翁亭记》，初稿开头为“滁州四面有山……”数十字，改定后仅存“环滁皆山也”五字。他修改文章，有时甚至把原稿的字改得一个不存。
    王安石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原作“春风又到江南岸”。他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字，又圈去改为“入”字，又改为“满”字，先后改了十多字，最终定为“绿”字，成为千古名句。苏轼《和欧叔弼诗》，有句原为“渊明为小邑”，是说陶渊明作小县官，后改为“渊明求县令”，把陶渊明因家境贫困，求做小官的心情，完全表现出来。黄庭坚《嘲小德》诗，有句原作“书窗秋雁斜”，说小孩子在窗上写字，像天上秋雁那样整齐，显然不够真实。后改为“涂窗行暮鸦”，说在窗上乱涂成一团团，黑的像天上飞行的乌鸦一样，真切地描绘小孩学书的情景。
    《诗经》曰：“如切如磋，如琢日磨。”众多作家修改作品时，十分注意吸取他人的意见。贾岛吟诗：“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后句“敲”字又欲作“推”，一时难以取舍。恰路遇韩愈，经指点选定“敲”字。这就是烩炙人口的“推敲”典故。边塞诗人高适，路经杭州清风岭，观月赏景，于僧房题诗：“绝岭秋风已自凉，鹤翻松露湿衣裳；前村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角竹房。”途经钱塘江时，正值月落，发现江潮亦随风而退，只剩半江水。觉得题诗用‘一江’水描写月夜江潮，不符实际，归来时特去僧房改诗。不意发现诗已被人改过。僧人告诉他，有一官路过，见诗中 ‘一’字不如‘半’字准确，便径直改诗。高适多方打听，得知改诗官员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文学家骆宾王。
    有人曾以为白居易的诗，多是“冲口而出”之作。后见其遗稿，发现诗稿“涂窜甚多”。 白居易每作诗后，就诵读给民间老妇听，如老妇不懂就反复修改，直到听懂为止。因此，白居易的诗通俗易懂，琅琅上口，广为流传。
    唐代诗人郑谷，擅于诗文，其《鹧鸪诗》写得超群出众，人称 “郑鹧鸪”。齐已和尚亦喜写诗。有次写《早梅诗》，有“前村深夜里，昨夜数枝开”句，郑谷看后笑曰：“‘数枝’不算早，不如‘一枝’佳”。 齐已叩地膜拜，从此士林称郑谷为“一字师”。
    古往今来，文坛“一字师”履现不绝。宋代名臣范仲淹写《严子陵祠堂记》，有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好友李泰伯说：“其文必传于世，然有一字未妙。”范请教其奥妙，泰伯道：“云山，江水，意深词大，而德字实而且板，宜改用风字。”仲淹尊李泰伯为一字师。宋代肖楚才，是尚书张乖崖好友，有次到张尚书家做客，见书桌上两句诗：“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阴杀老尚书”。对尚书说：“公功高位重，奸人侧目，今天下一统，汝恨太平何？”遂将“恨”改为“幸”。张连连称道：“高见高见，不愧一字师也！”清代林则徐女婿沈葆桢，少年颇有才气。有次写诗咏月抒怀，中两句为：“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林则徐看后，提笔将“何必”改为“何况”。一字之改，将傲慢自负口吻变为壮志自强语气。沈葆桢深受教益，尊岳父为一字师。

当代“一字师”

    作为文学家的毛泽东，亦可谓鼎鼎有名的当代“一字师”。他一向虚怀若谷，听取他人意见，认真修改文字。1949年秋，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到北平（北京）参加人民政协筹备会议。在哈尔滨时听到人们欢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随口说道：“加个‘新’字就更好了。”不意到北平后，毛泽东一见他，就亲切地说：“乃器先生，你的意见很好，我们已通知作者加上‘新’字了。”
    1951年，中国决定抗美援朝，以“支援军”名义出兵。征求民主人士意见时，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对毛泽东说：“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否则仗就打不好。”他认为“支援”的说法不妥。周恩来也同意黄的看法，说：“叫支援军？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毛泽东听了，抓起铅笔将“支援军”改为“志愿军”。黄元培频频点头, 说：“师出有名，战无不胜！”　
    1952年元旦，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元贞给毛泽东写信，建议把《七律·长征》的第五句“金沙浪拍云崖暖”中的“浪”改为“水”。这样，既可避免与第三句“五岭逶迤腾细浪”中的“浪”字重复，在意境上也不显得太露。元月九日，毛泽东亲笔回信：“元贞先生，一月一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此复，敬颂教祺，毛泽东。”以后再版的《毛泽东诗词》便依此所改。毛泽东还自注：“浪拍，改为水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在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
    1957年1月，毛泽东在与臧克家谈诗时，臧克家问：“‘原驰腊象’的‘腊’字怎么讲？”毛反问：“你看应该怎样？”臧答：“改作‘蜡’，似好些；‘蜡象’也正好与前面的‘银蛇’映对。”毛说：“好，就请你替我改过来。”
    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发表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十八首》。上海复旦大学学生黄任轲读后，给毛泽东写信，询问《菩萨蛮·黄鹤楼》一词中“把酒酎滔滔”的“酎”字是否为“酹”字之误。信的末尾说：“为了一个字浪费您许多宝贵的时间，实在对不起。”毛泽东见信后，即在信上批示：“复以他的意见是对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奉命复信黄任轲：“黄任轲同学：你的来信毛主席已经看过，他说你提的意见是对的，嘱我们代复。并致敬礼。”
    无独有偶，湖南资兴煤矿职工业余学校教员冯文冰，也于稍后写信给毛泽东，问“酎”字是否笔误。毛泽东批示：“秘书室，复以他的意见是对的。”更有趣的是，福建南平市、自号“乐观词客”的陈守治先生，写信给《诗刊》主编臧克家，怀疑《菩萨蛮·黄鹤楼》“把酒酎滔滔”的“酎”是“酹”的笔误。臧克家回信说：“毛主席的词，我们不敢妄加修正。”这位读者又写信给郭沫若，郭老回信说：“这首词的发表，毛主席是看过的，没有听说要改字。”于是，这位读者直接写信给毛主席。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回信，信中说：“你的来信收到了，你所提的意见毛主席说是对的。
    《诗刊》创刊号发表了毛主席《关于诗的一封信》。北京大学有位学生给毛主席写信说：信上 “遗误青年”的“遗”字，应该作“贻”。毛主席见信非常高兴，特告《诗刊》照北大学生意见改正。无独有偶，江苏一小学校长也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此事并说：“不知对不对，特赤胆陈您，请予研究。”毛泽东批示：“复以他的意见是对的。”毛泽东欣然接受素不相识的普通读者改字建议，他们都可称作“一字师”。”
    1957年9月，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请将《到韶山》、《登庐山》两诗送郭沫若，请郭老修改。《登庐山》原有两句 “欲上逶迤四百旋”和“热风吹雨洒南天”，郭沫若分别改成 “坦道蜿蜒四百旋”和“势情挥雨洒山川”。毛泽东看后，又写信给胡乔木，说：“沫若同志关于修改诗的两封信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沫若一看，请他再予审改。”两句诗后来改定为“跃上葱茏四百旋”和“热风吹雨洒江天”。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园韶山，激情满怀地写了《七律·到韶山》。毛泽东把稿子递给身边工作的，有“荆楚才子”之称的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请提修改意见。梅白建议把首句 “哭逝川”的“哭”字改为“咒”字。毛泽东欣然采纳建议，风趣地称梅白为“半字师”。 《到韶山》诗最后一句原为“要使人民百万年”，梅白认为有口号之嫌，毛泽东改为“遍地英雄下夕烟”。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公演郭沫若编写的话剧《屈原》，郭本人也在那里看戏。台上扮演婵娟的演员张瑞芳，念着痛斥宋玉的台词：“宋玉，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诲，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郭沫若总觉得这句台词缺了点味道。隔天就与张瑞芳交谈，打算改台词。旁边扮演钓翁的张逸生插嘴说：“‘你是’不如改成‘你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就够味了。”郭沫若品念着这句话，发觉果然生色不少，高兴地采纳了张的意见，并尊称张为“一字师”。为此，郭沫若还特意地写篇短文附在剧本后。
    我国大文豪鲁迅，杂文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里有首七律，“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句，“忍看”原为“眼看”，“刀丛”原边“刀边”。虽只改两字，更生动地表达了当时的愤然心情。由上可见，要改好作品，不但要有一定的文学素养，而且要有厚实的生活底子，才能改得准，改得活，改得真。一字半句的更动尚且如此，若是涉及作品的主题思想、故事结构和人物形象重大关节的修改，就更需要作者的苦功和硬功了。
    鲁迅把修改作品当作一个重要的写作经验。说：“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二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等完稿，至少看二遍，努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他的短篇小说《肥皂》手稿，竟有一百四五十处作了修改。
    这些享誉文坛的大师，如此重视对作品的修改、加工，精雕细刻，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使之尽善尽美，表现出作家的严肃写作态度，和对读者的高度负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