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城山的梅花又绽放了。陈俊卿准备赴泉州上任，艾轩依依惜别于惠安道中：“百片牙旗水面长，蔡邕题在刺桐乡。十年杯酒开云榭，一样官衔过洛阳。我亦携家缘送客，谁能扫地自焚香？野桥冲腊寒梅白，莫要登临忆侍郎。”陈俊卿比艾轩仅大一岁，是艾轩挚友。后来为艾轩撰写《神道碑》的左丞相周必大说，他所认识的两个莆田人，一个是“博洽刚介”的著作佐郎刘夙，另一个是“道德隆重”的宰相陈俊卿。这两个人从来不轻易赞许一个人。但是每当谈及莆田家乡人物，刘夙总是说艾轩是他的老师，而陈俊卿则称艾轩是他交往了四十年的“三益之友”。

  陈俊卿不仅是艾轩的知音，也是朱熹的知己，与之结下长达36年的深厚友谊。俊卿以用人为己任，曾三次秘密向皇帝推荐朱熹，而朱熹都不知情。宋孝宗曾问陈俊卿认识朱熹否？陈俊卿答道“臣素知之，今日正当得此等人布之朝列，则所谓猛虎在山，藜藿不采；汲黯在朝，淮南寝谋者也。”将朱熹比作猛虎和汉代诤臣，赏识之情溢于言表。陈俊卿曾延请朱熹为师，让他的三个儿子陈守、陈定、陈宓跟随他学习。陈俊卿去世后，朱熹撰写了洋洋洒洒两万多字的《丞相魏国陈正献公行状》，对曾经的知遇之恩深表感激。

  艾轩、陈俊卿和朱熹还与“南湖三先生”的后人郑樵相善。郑樵比艾轩早生十年，一生不应科举，隐居涵江芗林山、夹漈山，力读30年，著成《通志》200卷。此书与唐朝杜佑《通典》、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并称中国史学“三通”。近代史学大师梁启超赞称：“史界之有郑樵，若光芒竟天一彗星焉”。艾轩说“六兄（郑樵）去吾圣人千余岁，得不传之学……某前数年闻夹漈有说，便心开目明。”郑樵曾访艾轩于谷城山，沉醉于其间如诗画境：“青嶂回环画屏倚，晴窗倒入春湖水。村村丛树绿於蓝，列列行人去如蚁。新秧未插水田平，高低陇麦相纵横。黄昏倦客忘归去，孤月亭亭云外生。”（《谷城山松隐岩》）朱熹赴任同安主簿途中特地上夹漈山拜会郑樵，请其指教学问，留下许多动人传说。说郑樵家贫，朱熹远道而来，郑樵仅用“豆腐、白盐、白姜、荞头”招待，两人谈论了三天三夜。朱熹留联以示谢意：“云礽会梧竹，山斗盛文章。”下山时，朱熹的书童嫌郑樵待客无礼，朱熹却笑着说：“此‘四白’乃山珍海味齐全也。”

  朱熹所处的时代，莆仙官至南宋宰相的有叶颙、陈俊卿，参知政事的有龚茂良、郑侨。同时间从这一方壶山兰水中涌现出一大批俊彦豪杰，如艾轩、宋棐、方翥、“二郑”郑樵、郑厚，“二刘”刘夙、刘朔，黄公度、陈宓、李富、陈士楚、刘克庄……其中不乏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慈善家，且都好读书、尚气节，足以彪炳青史，犹如满天璀璨的繁星。朱熹与莆田交集颇多。与陈俊卿相识后，他多次下榻陈俊卿的白湖老家，并为其子授课。后来陈宓取“高山仰止”之义，把朱熹所住的馆舍命名为“仰止堂”。此堂正对壶公山。朱熹看着这块文气氤氲的土地，看着那矗立在南洋平原上如正人端士一般的壶公山，感叹道：“莆田许多人物，乃是此公作怪。”或许至此，唐代妙应禅师曾经的那句谶语“白湖腰欲断，莆阳朱紫半；水绕壶公山，此时大好看。”才真正应验。

  （四）

  子贡曾问孔子：“乡人皆好之，何如？”孔子答说：“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南宋宰相赵汝愚在登第时并无喜色，只是当作平常事。后来听说要和艾轩相继进入三馆供职当同僚，赵汝愚非常高兴。理学家吕祖谦说，艾轩和张栻比邻而居，日夜讲论。张栻说，艾轩居住的地方只是隔了一座桥，他经常往来。永嘉学派与朱熹的道学、陆九渊的心学，并列为“南宋三大学派”，深远地影响了后世。永嘉学派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集大成者叶适反对空谈性命之学，对朱熹的学说提出批评。但对于艾轩，叶适却说当时的人都崇敬他。南宋后期理学名臣真德秀在《跋东莱、南轩与刘著作帖》中说，淳熙年间，主德盛明，贤才林立，朝廷内外有许多君子。比如汪应辰、林光朝、朱熹、周必大、丘崈，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名流。就像阳春三月，风和日丽，百花齐放。周必大任职太学，就说太学生个个对艾轩推崇不已。

  淳熙五年（1178年），林光朝因病去世。陈俊卿获悉后痛心不已，《哭林艾轩》道:“出为岭峤澄清使，归作甘泉侍从臣。百担有书行李重，十金无产橐中贫。经旬把臂言犹在，昨日题诗壁尚新。清晓访君呼不起，寝门一恸泪沾巾!”艾轩去后，兴化军郡守为他修建祠堂，朱熹题额，陈俊卿起草《祠堂记》，赵汝愚书写。朝奉郎牟子才上书朝廷，请封艾轩谥号“文节”。在《谥议》中，他指出，隆兴、乾道年间，出了一批文章之士，如刚方正直的知枢密院事汪应辰、立朝敢言的礼部尚书尤袤、力主抗金的侍御史王十朋、上书为岳飞平反的中书舍人张孝祥、博览经史的礼部侍郎李焘、后来配享孔庙的理学家吕祖谦、不附奸臣的诗人杨万里、勇于论谏的升显谟阁直学士刘光祖，以及后来的朱熹、张栻两位学问家，周必大、洪迈等词章大家，这些人不仅文章显着，而且光明俊伟，节气凛然。他认为，艾轩就是他们同辈流的人物，当时已经有“南夫子”的称号，朝廷上不管认不认识他的人都尊敬他。“文节”，“文”即道德博闻，“节”即能固所守。艾轩当之无愧。而朝廷答复的《覆谥议》中更把艾轩的节操与不自足于词章修辞，更追求浩然正气的韩愈和苏轼相比，说“凛凛高风，孰仿佛之。渡江以来，而得莆之艾轩林公焉。”认为艾轩是乾淳年间，莆田山川灵秀所孕育出的伟人。

  艾轩不著书，后人在为他整理遗稿时，发现他所留下的只有一些实用性的文稿，全都是因时而作、因事而作。比如《奏状札子》《表状》《策问》《书简》《祭文》《行状》《墓志铭》及一些诗作。陈俊卿之子陈宓说他“文为世所宗，而稿不多见。学者好之，如嗜欲然。”又说“其文森严奥美，精深简古，上参经训，下视骚词。”周必大说他“文辞古雅，不事雕锼，如清庙朱弦，可一倡三叹也。”文学家刘克庄则说：“以言语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尽管如此，艾轩有限的作品仍令人赞叹。“然先生学力既深，下笔简严，高处逼檀弓、穀梁，平处犹与韩并驱。在时，片言只字人已贵重；今其存者，如峋嵝之碑，歧阳之鼓矣。”南宋诗人杨万里认为，艾轩的诗歌可与当时著名的中兴诗人范成大、陆游、尤袤、萧德藻等人并驾齐驱。

  也正是因为不著书，艾轩的学问难以得到广泛传播。艾轩的弟子中，黄刍被认为是“最高弟”，志行高古，可惜一第而夭；“二刘”刘夙、刘朔深得真传，虽然进入朝廷，但是两人也都很早过世；艾轩去后，林亦之、陈藻先后接过教鞭，二人都是福清人。此二人“笃守旧闻，穷死不悔”，诗风酷肖其师，且以“文字血脉”教人，使红泉之学在莆田、福清等地流传开来。可惜二人皆以布衣穷死。随着门人散落凋零，到了三传林希逸，天下人皆读朱熹的书，就再也没有知道艾轩学问的了。

  “梅花数点积层峦，入处不闻雪浪摊。微笑谷城还自在，独坚玉骨岂知寒？”（清·方元俞《谷城梅雪》）这一叶梅精带着满身的傲骨飞过气象恢弘的大唐，飞过四方学子慕名来学的红泉义斋，飞进了“二刘”家的院落，化作一首首梅花诗：“一片能教一断肠，可堪平砌更堆墙？飘如迁客来过岭，坠似骚人去赴湘。乱点莓苔多莫数，偶粘衣袖久犹香。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宋·刘克庄《落梅》）“梦得因桃数左迁，长源为柳忤当权。幸然不识桃并柳，却为梅花累十年。”“与梅交绝几星霜，瞥见南枝喜欲狂。便欲佩壶携铁笛，为花痛饮千百场。”（宋·刘克庄《病后访梅》）谁说艾轩没有传人呢？艾轩去后未十年，刘夙的孙子刘克庄出生了。此子“生有异质，少小日诵千言，为文不属稿，援笔立就”，逢人即自称是“艾轩弟子、湘乡门人”，竟成南宋后期文坛宗主，后为其父代拟《侍讲朱公覆谥议》，建言朝廷以“文”字定朱熹谥号。朱文公的“文”字即由此而来。

  当明代邑人状元柯潜来到黄石时，南夫子早已远去，谷城的峰梅飘雪依旧还在。“艾轩先生鸣大宋，绝世文才岂天纵？横经讲道倡莆中，别构茅堂向蒲弄。蒲弄山高矗天起，倒影平湖三十里。渡头频系问奇船，门巷纷纷向珠履。一从观化去不来，旧基零落荒苍台。高林日暮鸟相语，废圃春深花自开。花开花落几今古，风教何曾化尘土。绵绵书泽犹在人，满邑弦歌比邹鲁。我来曾过山之陬，夕阳驻马空回头。九原之魂不可作，临风一啸云悠悠。”（明·柯潜《蒲弄草堂》）斗转星移，近千年后，连谷城山都不知所终。红泉学派和艾轩道义亦如焐襁褓，少有人入室深研。但是总会有人举小棍去拨一拨那闷得烧不开的柴火星，期冀文明的玉璧焕出新的光华，毕竟艾轩的“千年古道万年堤”始终都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