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偶然的机缘，我与钱穆先生讲述的极具个性化的中国文学史，相逢在虫鸣满室的初夏，感觉窗外淡淡的槐花清香，竟也弥漫着数千年的风华。

   看厌了那种四平八稳、枯燥乏味，似乎一个模子刻印出来的某些中国文学史教材，乍一接触大师棱角分明、风骨犹存的从容论述，仿佛清风徐来，一扫往昔的沉闷和疲态。也许当年，早已著作等身、驰名中外的钱穆，没有想到自己随性发挥的课堂讲稿，会被一位有心的弟子据实记录，于日后整理成册、付梓刊行，与两岸三地甚而域外的广大读者见面。

   从“绪论”始，至“结论”终；从“诗经尚书”，到“明清小说”，书中设定的三十一个篇章，基本涵盖了中国文学的流变和发展。那些引经据典、妙趣横生的授课，不时闪烁着钱穆的思想火花。他的谈吐自如、生发阐述，涉猎广泛、学识渊博，或浓墨重彩，或轻描淡写，综合体现了钱穆对中国文学史的个人洞见、个人审美和个人偏爱，形诸文字，激荡着真性情，具有直击人心的力量，让读者自然而然地沉浸在历史与文学、传统和现实交融的情境中。

   翻阅烙印着钱穆个人风格的书页，好似在聆听一个大学者温暖而平实的话语。“文学的起源是诗歌，亦即韵文先于散文，西方亦然”“中国文学史分散文与韵文两种，散文变化少，韵文则变化甚多”“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纯真和自然”“中国文学中最高最正的要算是诗，而唐诗是最伟大的”“中国的文体是由诗到词，再由词到曲，由曲到传奇、戏剧，如此演变下去”“读文学史，先要通文学才好”……可以想见，面对讲台下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目光，走过动荡年代、度过流亡岁月的钱穆，一心要“替中国文化讲些公平的话”，他饱含忧思、声情并茂的讲述，可谓言简意赅、简洁明了。

   通览全书，正如他所坦陈的：“讲诗、赋、散文较详细，讲词、曲、小说则时间较少。”这其中，有钱穆“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的学术观念使然，亦是他一己喜好的结果。比如，他对魏晋南北朝的关注，对“曹氏父子”的推崇，孕育出了建安文学这一奇崛的章节。抱持个人立场的他，盛赞曹操的文学成就，肯定曹丕的文学功绩，对曹丕的评价高于曹植。这是他有理有据、不失客观的精辟见解。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几乎要颠覆头脑中固有的印象。诸如，“《史记》的价值高于《水浒传》”“此处如李、杜齐名，但以杜甫为高”“韩愈写的《滕王阁记》比王勃写得好”……当钱穆讲到屈原时，不无感慨地说，“屈原写《离骚》，怨得纯真而自然，但他并非要讲给人听，最高的文学是不求人解的，如同行云流水，云不为什么而行，水不为什么而流，当我们的人生遇到悲欢离合的情况时，就当看作是行云流水一般。”

   纵使是面对有一代通儒之称的钱穆，笔者仍然认为他的一些观点值得商榷，错漏之处亦很明显，试举一例，他对誉为“民族魂”的鲁迅的评说不无偏颇，将有“匕首投枪”之喻的杂文讥为“尖酸刻薄体裁”，未免有失公允。即便如是，不遮掩、不做作、不粉饰，依然显示了钱穆治学乃至做人的原则，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一以贯之地，冷静审视着蔚为大观的文化世界，皓首穷经，穿越了数千载的光阴。

   “中国至今尚无一本好的文学史”，在讲授整个课程的开端和收尾之时，钱穆一再意味深长地抛出这句话，紧接着，他敞开心扉与众多学子共勉：“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而今，怀着崇敬的心情，阅读文化巨匠钱穆，就像仰望一座下临深谷、上耸云天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