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疫病从黄帝开始

       “疫”，《说文解字》解释为：“民皆疾也。”“瘟”，《辞源》解释为：“疫病，人或牲畜家禽所生的急性传染病。”可见，“瘟疫”是古人对急性传染病的一种统称。另外，“伤寒”“时气”“温病”中部分注明传染或流行特点者也属于此范畴。
  从出土文物和古代文献来看，早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开始了对各种疫病的探讨，并且从中探索诊断和治疗的方法。但是因为处于文明的蛮荒时期，那时候的诊断与治疗是与神秘的巫术手段结合起来的，充满了原始的宗教色彩。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认为疫病的流行与人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有关。
  东汉：张仲景首创坐堂

       东汉末年可以说是瘟疫横行的年代，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大流行。这直接导致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其中尤以死于伤寒病的人最多。不少医生虽师承名医，却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不精心研究医方、医术，以解救百姓的病痛，而是竞相追逐权势荣耀，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张仲景对这些人非常气愤，痛加斥责，更决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伤寒病。从此他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并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
  传说在张仲景就任长沙太守的期间，正值疫病流行，许多贫苦百姓慕名前来求医。而他一反封建官吏的官老爷作风，对前来求医者总是热情接待，细心诊治，从不拒绝。开始他是在处理完公务之后，在后堂或自己家中给人治病。后来由于前来治病者越来越多，应接不暇，于是他干脆把诊所搬到了公堂中，公开坐堂应诊。因为以往的医生都是游医，而张仲景此举首创了名医坐大堂的先例。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张仲景，便把坐在药店内治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
  唐代：佩戴、烧熏药物驱疫

       鼎盛的唐代也饱受疫病的侵袭。唐代史料中有关瘟疫的记载始于贞观十年（636年），终于大顺二年（891年），这255年一共发生21次瘟疫，平均12年一次。药物外用是唐朝时期瘟疫预防的重要途径。使用方式多样，主要有佩戴、烧熏、涂抹、塞鼻、取嚏、点眼、涌吐、粉身或洗浴等；剂型主要包括散剂、汤剂、丸剂、酊剂等。比如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赤散辟温疫气伤寒热病方》就记载过：“以丹涂之，悬门户上，又令人带之。”
  根据姚伟等人的研究，晋唐用于佩戴辟疫的单味药物主要有女青、桑根和马蹄屑，而复方药物的佩戴又主要是老君神明白散、太乙流金散、赤散、虎头杀鬼方等祛邪辟秽方剂。比如其中的老君神明白散，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第十五》中记载：“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此带行所遇，病气皆消。”全方用药辛温芳香，能驱逐疫气。
  宋代：重视水卫生，设隔离所

       为了防御瘟疫的发生，宋人的理念显得颇为超前。根据邱云飞的研究，比如两宋时期,人们为了加强对自然环境的治理和保护，专门成立了保护林木的最高机构（虞部）来“掌山泽、苑囿、场冶之事”。宋朝对监狱卫生、尸体掩埋等方面也非常重视，这对疫病的防控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抗疫过程中，注重卫生状况是一个重要因素。北宋名医庞安时的治疫逸事在湖北省浠水民间代代流传。相传，有一年大旱，浠水县城郭乡杨家铺一带瘟疫流行，可庞安时发现他开的方子在别处灵验，在这里就不灵了。他来到这里一看，才发现这里的村民吃水、用水都取自污秽不堪的塘堰，要解决问题，必须立即打井。于是，他找到在当地行医的弟子杨可，师徒二人一起上山找水源。他们两人走到一个山坡下，庞安时在一颗小树边停下来，见树旁的密密草丛，高兴地说：“你看，这么干燥的天气，此处却不断涌出清水，这不是找到了水源吗？”杨可大喜，送走老师后，按老师的策划设计开始在此打井，最后砌成一眼深层泉水井，此井水的水质清洌。他再用此水煎药给病人服用，果然药到病除。当地村民齐赞庞安时师徒做了件大好事。
  于是大家计议，请来一个石匠，在石碑上刻上“庞公井”三个大字，准备立在井边，当庞安时听说这事时，立即赶来劝阻，“井是你们杨家人开，供大家用，怎么把功劳记到我的帐上呢？要是给它取个名，就叫它杨井。”如今，“杨井”已成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宋朝政府还十分重视加强医疗卫生管理。比如宋朝的中央医疗机构比较完备,设立有翰林医官院,还设置有太医院、惠民局、方剂局、药局等专门机构。在瘟疫流行时,这些机构由政府调派，到民间散发药品，治疗疾病。宋朝政府还意识到普及医疗知识的重要性，因此大力推广医学知识。
  此外，每当疫情发生时，宋朝中央政府便会统一领导，再由地方官吏配合医疗人员，免费发放医药，开仓赈济，采取隔离措施，控制疫情蔓延。我国隔离措施源于隋唐时期，当时出现了收治麻风病人的“疠人坊”。借鉴前人经验，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设安济坊，由僧人主持，疗养民间贫病者。宋朝安济坊的组织形式是，管理人员有病房和医生，并有病历表来记载病人痊愈或死亡等情形。安济坊内还设有隔离病人的房间，以防传染。安济坊从建立时起，就受政府管理，由国家拨发每年所需的钱米医药。因此，安济坊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管理的瘟疫隔离机构。
  各种灾害过后，经常会暴发各种伴生性瘟疫。宋朝政府针对此问题，对受灾地区的百姓进行分片轮流发放食物，并根据受灾的情况，对灾民进行分片赈救，避免他们流向他处，这样既可以提高赈济速度和效率，又可以防止灾后瘟疫的暴发。
  明代：种人痘防天花

       明代救治瘟疫的措施，总体说来有两个层面：一是完善医疗制度，从而在瘟疫流行时期能够从容应对；二是临灾救治措施。
  明代在防治一些瘟疫的技术上也有重大突破，这其中最突出的是防治天花的种痘技术。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危害极大，我国古代人民与之进行过长期的斗争，最终找到了真正行之有效的办法，即人痘接种法。后来这种方法被国外效法，并启发了英国医生詹纳在1796年发明牛痘接种术，开启了人类彻底战胜天花的序幕。
  提到明代的瘟疫，有一个人物是绝对绕不开的，他便是创立了瘟疫学说的大国医——吴有性（1582~1652年），字又可，生于江苏吴县东山。明末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地温疫流行。医家当时用治疗一般外感病的方法，或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治疗，往往无效。鉴于此，吴有性潜心钻研，认真总结，认为虽然《伤寒论》中提出时行之气有传染之说，但据实际情况，有时行之气未必有疫，故而时行之说不可使人信服。人是否得疫病，是由于疠气所致。疠气是杂气中之一，每年都存在，其盛衰多少，与地区、四时与岁运有关。吴氏突破了六气致病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新的传染病病原观点。这些，已被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所证实，这是吴氏对温病学的一大贡献。吴有性的《瘟疫论》及其所创立的温疫学说，不仅领先了西方世界200年，也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温病辨证论治纲领，从而充实了祖国医学温热病学的内容。
  清代：温病大家辈出

       进入清代，与官方相比，社会力量对瘟疫的救疗要积极主动得多。根据余新忠的研究，在一些资料比较丰富的中心地区，比如苏州、江宁、杭州、上海等地，对每一次重要疫情，几乎都可发现相应的乡贤或慈善机构开展救疗活动的记录。
  清代瘟疫学大家辈出，余师愚是其中之一。他对温疫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着《疫疹一得》一书，详论疫疹。他擅于运用石膏治疗温病、疫疹，并创用清瘟败毒饮等治疗热疫的有效方剂，丰富了中医治疗瘟疫的方法。后来，清朝的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又将温病学进行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后人称他们为“温病四大家” 据《生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