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手表是人们结婚的三大件之一，从“上海表”、“钟山表”到高档的卡地亚、劳力士等品牌进口表，这些奢侈品促生了当时较时髦好赚钱的修表行业。老街北侧的街头就有一家修钟表的店铺，说是店铺，其实除了糊满报纸的墙壁上几个正在滴答作响的挂钟和一个装着不少钟表模型和配件的玻璃柜外，只是一张桌上安有一个玻璃柜的桌子摆放在门口而已。玻璃柜朝修表匠一面是敞开的，柜里放着锤子、刷子、起子、开表匙、虎头钳、扁嘴钳、放大镜等修钟表工具。听说钟表匠的手艺是他父亲教的，而且有些文化的他，还不时会拿起一两本介绍钟表的新书加以钻研，与时俱进地摸索出各种钟表的修理技巧。别看他偶尔也会吹嘘两句，可修起表的时候，右眼套着放大镜，屏气凝神、全神贯注，小心翼翼。一只手表500多个配件，在他心中滚瓜烂熟，在他手上得心应手。各种品牌的手表在他的钻研下总能手到擒来，逐一修好。 上世纪七十年代，自行车也是当时结婚的三大件之一，是人们眼里高档的奢侈品，如同今天的汽车品牌一样彰显着主人身份。而占着商贸和侨乡优势的老街在七十年代后期，脚踏车也逐渐多了起来。可就是不争气的石板路，经常让这些脚踏车出现爆胎、漏气、断链、刹车失灵等故障，这倒让老街街头的那家自行车修理店颇感得意。店铺是印尼归侨吓灿回乡后开的，他身材中等，皮肤黝黑、举止粗犷，一口不地道的莆田话总让他在一边修车，一边和过往老熟人打着招呼。吓灿“做生意关键要诚实，不能乱敲顾客的钱，只要不亏本，绝不赚昧心钱。”他说到做到，并经常教导跟他身边学修车的儿子吓奇也要这样做。特别是你想要一两个螺帽，掰个车篓、紧下链条等等这一两角钱的小事，他一般都是不收费的，因此在老街一带有着极好的口碑。并随着他朴实、厚道的人品和精湛的修车技艺、完美的售后服务，在古镇及古镇周遭赢得很好的名声。 那时候的照相、放大相片等摄影技术相对于今天来说，比较昂贵且保存质量不高。因而，老街上也就出现了多家专门给人们绘制炭画的画像店。距我家最近的街上，就有一家狭小的门面的炭画肖像店。那个大家叫他“吓模”的画像匠，是个中等身材，穿着入时，头发梳得油光，走路有点瘸拐的30来岁青年人。租用的店内除了一张破旧的画桌、少许笔墨纸张和一个书柜外，就是破旧墙上挂着的多幅镶着炭画肖像的镜框了，有伟人、有影星，但更多的是客户订制的画像，画得惟妙惟肖，形神兼备。我经常在放学后，到他的店里看他画画。还听他和顾客“吹嘘”着，一张炭画可保存一两百年之久的“永不褪色”优点。他还说，画肖像画，主要是为了生计，是在复制老照片，“谈不上是艺术”。而他的艺术水平主要是在水彩风景画、水粉宣传画等方面。也确实这样，六七十年代，他经常被政府部门、机关单位雇请去绘制巨幅的毛主席画像，以及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形象宣传画。不管怎么样，在老街他也的确比其他画像匠技高一筹，颇具知名度。除为普通百姓订制老人画像，还给老街上的店铺书写招牌、给店里柜台绘制商品广告，替人代写书信等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街没有自来水，吃喝洗刷的水都要到河里去挑，人们洗刷的用具多是各种木制的桶盆。于是，经常用坏的桶盆也就需要箍桶这一老行当了。老街的三岔路口就有一家三代祖传的木桶制品店。人们称之为“箍桶荣”的箍桶匠是店主，生性乐观，幽默风趣，年近五十，身体矍铄。听说箍桶匠十五岁那年初中毕业就辍学，跟着父亲学箍桶。经过四十年历练，可以说对箍桶技艺已经到了运掉自如的地步。从一块块木板到一片片桶片，从下料、凿板、削板、钻孔到拼接、套箍等近20道工序，他都滚瓜烂熟，做出桶盆，滴水不漏，经久耐用。闻闻店里散发的淡淡杉木清香，看看店里排满的脸桶、脚桶、澡桶、担桶、马桶、米桶、果盘、锅盖等等，以及被出售品与预定品、各种尺、锯、凿、刨、刮刀等箍桶工具柜和材料挤压得只剩一条狭窄过道的店铺，也许你就知道“箍桶荣”在老街上的招牌了。 当年在古镇及周边，油漆匠也是一种极受人们敬重的行当。老街乃至古镇周边民众盖房装修，以及婚嫁时所用的床、柜、桌、椅和姑娘出嫁装嫁妆的箱柜等，都要雇请油漆匠来家中使用耐磨、不褪色、不变质、经久耐用的生漆进行精加工。老街上油漆加工店的吓扬师傅，打小就跟人到福州学习生漆与桐油的调配、加工工艺与各种颜料的配制方法。因其虚心好学，刻苦耐劳，累活脏活抢着干，深得师傅喜爱，也得到了师傅的真传，积蓄了不少诸如桐油煎熬、生漆鉴别、配制、绞滤、配油等油漆加工的经验和技巧。因而，回到老街后就开了这家既经营生漆、桐油、其他颜料和加工后的油漆等业务，又兼营各种油漆过的“干庄（梳妆台）”、筹仔箱、皮箱、皮枕、花盘、马桶等民间婚嫁的部分套妆产品。 还有老街上的割玻璃铺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店铺。我家对面的玻璃铺师傅是一位颇风趣且悠然自得的六十多岁老人，别看他经常一把靠背竹椅、一张小桌、一只茶壶，坐在门口，天南地北地聊侃。割玻璃的时候那才叫人在观看表演，只见他用玻璃刀沿着尺子一划，之后稍稍提起一掰，整块玻璃就一分为二了。四十多年的手艺让他在割玻璃界游刃有余。而我家隔壁的割玻璃铺是四十多岁的庆德师傅开的，庆德的工艺也是一流的。两人经常对着干，坐在各自门口，喝着茶，自言自语地胡侃，其实是相互在指桑骂槐，一段时间内成了老街早晚一道不可多得的风景。老街南端的打铁巷内还有不少的打铁铺、木器铺、弹棉花铺等等，连着老街，粘着老街的生意余光，也见证和记忆了老街的繁华。 至今我还是清晰地记得，当年的老街街道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但街上没有今天这么多机动车。街两旁的屋檐下，不时会有几个没有店面的小摊。我家对面的国营铁器店门口旁常年就有一个修锁小摊。全部的行当就是一个有六七层抽屉的木制小立柜和二张竹制小背靠椅。小立柜里装着修锁工具和锁匙配件、材料等大大小的小玩意儿。年过半百的修锁匠“红仔”师傅，中等身材，头发稀疏花白，额间深深的皱纹，显现着沧桑岁月留在他脸上的印记。每天坐在街边修锁时，一副老式眼镜几乎占去了脸上的大半面积，镜片后炯炯有神的眼睛，配上高超的手艺，将各种各样的锁，三两下地就打开了。之后他只用一把锉刀就能很快地把锁匙配出来，丝毫不差，立等可取。而我家北面的老街中心地带，还有一位憨厚的补鞋匠，人称“阿钰师傅”， 常年累月坐在自家门口的屋檐下补鞋。阿钰师傅他中等身材，皮肤黝黑，皱纹布面，老茧满手，坐在一块放着榔头、剪刀、铁脚、皮刀等修鞋工具的篷布后面的凳子上，膝盖上一块粘满已经凝固胶水和漆黑污迹的围裙，信手拈来街坊邻里送来修理的各种鞋子，三两下地解决了，如庖丁解牛，似行云流水。在当年没有缝纫机、修鞋机等修鞋机械的情境下，用一双手异常粗糙的手，十分灵巧地完成补鞋帮、钉鞋底、上鞋掌、修鞋跟等精细的活计。并以过硬技术，便宜收费在老街中赢得人们的赞许。 老街上还有一个名叫吓发的青年人，在自家门口的拐角处摆个修笔摊。说是修笔摊，其实就是一个自己制作的有几层抽屉的小柜台、加上一个板凳、一块布、一枚放大镜、几支钳子、剪子、镊子等工具而已。自制抽屉里装的他平日里写信给钢笔生产厂家邮购来的笔头、笔帽、笔尖、软塑料囊、笔杆等配件，以及最下面二层抽屉还装着不能修好被人家丢弃的几十支坏钢笔。但不管怎样，“修行靠个人”，各种样式钢笔，不同类型笔尖，在多年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吓发总结了自己的一套修理技巧，经他手修理过的钢笔就像刚购买新笔一样。 慢慢回忆的老街，恰似缓缓漫步老街，那一坎坎店铺、一个个小摊，经常像过电影一样闪过脑际，那样的清晰，那样的难忘。是的，当时老街上除了国营店铺有着横跨门面的大招牌外，私人的手工艺铺、小摊点和小商铺都没显赫的招牌，可这不影响老街上手艺人的生意之路。虽然他们没有都市商家的精明和圆滑，可他们用游刃有余的技艺、一技之长的本事、宾至如归的服务，用他们的工艺、技巧和信用，践行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手艺信念，履行着“家里千万贯，不如一座店：死店没人开，店活在人才；店雅何须大，花香客自来”的服务之道。 老街的往事，随着时光的流转渐渐地隐没在记忆的深处，老街上的老行当随着老街的消失已成为绝技和绝唱。而今，老街上那些被岁月着色的音韵和画面，只能落笔在文字的素笺里，封存在乡愁的忆记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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